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也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頗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他勤政愛民，對內(nèi)文治天下、厲行節(jié)約，開創(chuàng)了唐朝“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在他在位的23年中，他以隋為鑒，愛民如子、善于納諫，始終與下屬保持著輕松和諧的關(guān)系。他在位期間實施的施政措施，無論對于國家還是企業(yè)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貞觀十六年（642），唐太宗對當(dāng)時的史官褚遂良說了這樣一段話：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zhuǎn)也。
這段話，既是太宗對施政致治基本經(jīng)驗的概括，又表明他堅持力行的主要是這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以史為鑒，取鑒求治。
太宗即位之初，不僅在議政之間“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以至“乙夜忘疲，中宵不寐”，就是退朝之后，他仍然“披覽忘倦，每達宵分”。自己如此孜孜不倦、夜以繼日地讀史、議史之外，更汪意指導(dǎo)地方軍政長官讀史。貞觀三年（629）年底，為獎勵涼州都督李大亮的“忠勤”，特賜荀悅《漢紀(jì)》一部，認為“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要李大亮“宜加尋閱”。所謂“極為治之體”，即認為《漢紀(jì)》中有大治天下的豐富經(jīng)驗可供吸取。
同時，唐太宗以宰相房玄齡為總監(jiān)、副相魏征“總知其務(wù)”，組織了專門的修史班子。自貞觀三年至十年，修撰成《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和《隋書》五代史，總結(jié)出“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的這一取鑒求治的基本經(jīng)驗。
對“前王”之“得”，太宗最傾心于漢文帝；對“前王”之“失”，太宗最感觸于隋煬帝。從貞觀之治表現(xiàn)出的“致治”之道，包括以“靜”求治總方針的制定，農(nóng)本思想、君臣相輔思想、任賢納諫、民族德化，乃至釋宮女、令得嫁等等，都能從漢文致治、煬帝喪國的正反經(jīng)驗教訓(xùn)中找到借鑒的痕跡。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在辨前王興亡的同時，又注意到典章制度的問題，命史官續(xù)修《五代史志》，直至高宗時才告成。
唐太宗晚年，下詔修撰《晉書》，并親自撰寫了四篇史論。他指責(zé)司馬懿未能“竭誠盡節(jié)”，“見嗤后代”，顯然是借歷史告誡李唐功臣不要像司馬懿那樣有虧臣節(jié)。他評論司馬炎，是為了告誡太子李治，莫忘司馬炎“居治而忘?！薄ⅰ拔氖Р拧?、封藩貽患的教訓(xùn)，免得“海內(nèi)版蕩，宗宙播遷”，這是試圖以史安排后事。
第二件大事，就是征集人才，進賢共治。
貞觀元年（627），李世民繼位稱帝，當(dāng)確定了大治天下的基本方略之后，太宗立即把進賢致治提到重要議事日程，強調(diào)“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據(jù)《全唐文》所收，太宗親下求賢舉能詔多達5次。在《貞觀政要》中，提及求賢的文字也比比皆是。
貞觀十一年（637），太宗兩次頒召求賢，強調(diào)“博訪邱園，搜持英俊，弼成王道，臻于大化焉”，把“進賢”與“致治”的關(guān)系說得更加明白。貞觀十七年（643），大宗特詔長孫無忌等24人，圖畫于凌煙閣。從凌煙閣24功臣可以看出，太宗“進用善人”，不論出身士庶，是否故舊，也不問為官為民，是漢是夷，均“委任責(zé)成，各盡其用”。
唐太宗深深懂得“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強調(diào)“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唐太宗晚年時，曾召大臣當(dāng)面論人，在他對八位大臣作出的評價中，頗能看出太宗對人的觀察時所持的才行并重的原則。太宗評價八位大臣所說的“攻戰(zhàn)”、“應(yīng)對”、“進言”、“規(guī)諫”、“論量人物”，主要是就“才”即才能來講的，而“骨鯁”、“堅貞”、“臨難不改節(jié)”、“不結(jié)朋黨”、“性行敦厚”、“直道而行”，主要是就“行”即德行來講的。太宗與群臣的這一席對話，既表達了他用人“各取所長”的方針，又包含著對他“才行取人”的原則。
太宗在晩年所作的《金鏡》一文中，專就做皇帝之難易問題發(fā)表過一番議論。他認為：做皇帝難，其中“用人之道，尤為未易?！彼f：“己之所謂賢，未必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zhǔn)肌Ｓ?，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舍短取長，然后為美?！?/p>
第三件大事，就是斥棄群小，杜讒為治。
貞觀初，太宗廣開“直言之路”，一些群小之徒“各行讒毀，交亂君臣”。為此，太宗反復(fù)強調(diào)“朕觀前代讒侫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把讒邪視為“逆亂之源”。為了防侫杜讒，太宗下令“自今以后，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dāng)以讒人之罪罪之”。
貞觀三年（629），魏征升任秘書監(jiān)參預(yù)朝政，為副相。于是，有人誣告魏征“謀反”。太宗不僅不追究魏征“昔吾之仇”，反而“遽斬”誣告之人。在這前后，監(jiān)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毀謗”宰相房玄、杜如晦“思慮有限”，欲動搖房、杜相位。太宗怒斥“此人妄事毀謗，此欲離間找君臣”，便采用法律手段，“流陳師合于嶺外”。
唐太宗也不以某些“功高”的大臣聽任毀謗賢能，最具典型性事例要數(shù)蕭瑀對房、杜的讒毀了。蕭瑀在高祖時，“凡諸政務(wù)，莫不關(guān)掌”。太宗即位后，重用房丶杜，蕭瑀“心不能平”。先是上書論二人不稱職，但無證據(jù)，太宗罷蕭瑀，“廢于家”。后來，房玄齡、魏征等在執(zhí)政中“有微過”，官復(fù)原職的蕭瑀又“劾之”。然而，太宗“竟不問”，并免去蕭瑀相職，降級使用，四年后才恢復(fù)其相位。
貞觀十七年（643），蕭瑀亦圖畫凌煙閣，又誣房玄齡以下諸相“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并“累獨奏”稱“此等相與執(zhí)權(quán)，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碧谝幻鎰袷挰r要“推心待士”，一面表示自己不會“頓迷臧否”。太宗“積久銜之”，越發(fā)討厭蕭瑀，最終下詔斥其“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罷為州剌史，除去封爵。
唐太宗對史官總結(jié)的這三件大事，正式他的治國思想的精華。在一定程度上，為現(xiàn)在的執(zhí)政者提供了治國安邦的歷史經(jīng)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