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4年（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是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武王率領戰(zhàn)車三百，虎賁三千，甲士四萬五千人從鎬京（今陜西西安）出發(fā)，開啟了對商朝的顛覆之戰(zhàn)。
出乎預料的是，面對這個與周邊方國征戰(zhàn)了500余年的殷商王朝，小邦周國的軍事行動顯得格外順利。二月二十七日，近5萬周軍已抵達朝歌以南的牧野（今河南衛(wèi)輝）。
據出土的青銅器利簋的銘文記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牧野之戰(zhàn)，周武王僅用了一天時間就結束了戰(zhàn)斗，完成了商周鼎革。
自盤庚遷殷以后，商朝的都城便固定在了殷墟（今河南安陽）一帶，但夏商周三代，大邑往往不修建外城墻，紂王繼位后，為了加強王畿的防衛(wèi)，便在殷墟以南營建了一個陪都：朝歌（今河南鶴壁一帶）。
朝歌所處位置，東臨古黃河，西靠大山，北邊地勢狹窄，唯有南面有一個平坦開闊的區(qū)域，這便是牧野，這是周軍最理想的決戰(zhàn)地，也是周軍進兵朝歌的必經之路。
但對于紂王來說，朝歌以南的牧野已經是陪都的最后一道防線，一旦有閃失則國破身死，而后來的戰(zhàn)局也的確如此。那么紂王為什么不提前布防呢？相比適合大規(guī)模戰(zhàn)車作戰(zhàn)的牧野，如果商朝大軍能在盟津一帶阻擊周軍，阻擋對方渡河，那么武王伐紂恐怕會是另外一種結局。
問題出在了哪呢？
在武王伐紂之前，周人皆自稱“西土之人”，這是因為關中以東皆屬殷商，周人稱之為“東土”?？脊虐l(fā)現(xiàn)也證實，代表著早商的二里崗文化分布范圍已囊括陜西以東，甚至在周原一帶也有發(fā)現(xiàn)。這表明，商湯建立的夏朝，疆域最西已到周人的家門口。
但，周武王從一月二十六日在西安誓師，再到二月二十一日率大軍在盟津渡河北上，二十六日抵達牧野，中間并未遭遇商軍的任何阻擊。
紂王是在什么時間得知周軍來攻的消息的呢？
《呂氏春秋》有明確記載：“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
鮪水在盟津（今河南孟津縣）東北三十里，也就是說，紂王是在西周大軍已經渡過黃河后，才得知周軍進犯的消息，進而派膠鬲前去交涉。
《漢書》載：“孟津去周九百里”（漢代九百里約為今天的700多華里），武王伐紂攻入商朝腹地已經700里的情況下，紂王才收到消息，戰(zhàn)機已失。
周武王從二十一日師渡盟津再到二十六日布陣牧野，中間僅間隔了5天時間，在沒有機械化裝備的商朝末年，紂王是絕對沒有足夠的時間做戰(zhàn)爭準備的，故而被迫以奴隸俘虜匆忙應戰(zhàn)，結果大敗虧輸，自盡而亡。
那么殷商西部防線究竟出了什么問題，以至伐紂大軍如入無人之境呢？
考古工作者在洛陽、鄭州等豫西一帶對殷商文化進行考古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一個奇特現(xiàn)象，具有豐富二里崗文化遺存的豫西地區(qū)，卻缺少殷墟三、四期遺存。
上文已述，二里崗文化是早商時期的文化遺存，而殷墟三、四期則是晚商特別是帝乙帝辛（紂王）父子在位時期的文化遺存，豫西的考古發(fā)掘表明：紂王在位時期，原本屬于商朝統(tǒng)治腹地的洛陽一帶出現(xiàn)了“真空”，并且該地也并未發(fā)現(xiàn)有其他方國的文化遺存。
顯然，豫西統(tǒng)治的“真空”，并非是戰(zhàn)爭等原因導致的，否則無法解釋商朝勢力從此地撤出后，其它勢力也未趁虛而入，最大的可能是這里遭遇了非人為因素（如瘟疫、干旱等），迫使商朝無法在此駐軍設鎮(zhèn)。
所以，周武王的大軍可以從容穿越700里“不設防”區(qū)域，進而在洛陽正北的盟津渡河，而直到此時，殷商的前哨才發(fā)現(xiàn)了周軍的動向并報告紂王。
對于此前將紂王大軍迅速潰敗的原因歸結為軍隊倒戈、主力東調等原因而言，“不設防”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無疑是一個冷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