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國的開國之君是周成王之弟叔虞，是根正苗紅的姬姓諸侯。當時周朝實行的是宗法分封制，嫡長子繼承王位，之后按照血緣關系判定親疏遠近，然后將國內土地分配給宗族成員，以此來起到團結宗族成員、統(tǒng)治轄內人民，共同抵抗外侮的作用。
周朝的宗法分封制持續(xù)了數(shù)百年，本身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假如每個人都按照宗法制的規(guī)定來做事，那么肯定也不會有后續(xù)的亂子。但隨著公族勢力的強大，大宗君主勢力的衰減，就使得強大的公族產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
“曲沃”成師一脈隨著勢力的壯大，對君主之位發(fā)起了六次沖擊，先后歷時六十七年，終于在第六次由晉獻公的父親“曲沃武公”打敗了晉侯緡，奪得了晉國的統(tǒng)治權，建立了一支小宗政權。史稱“曲沃代翼”。
曲沃代翼人物關系圖
武公去世之后，晉獻公即位。他為了清除公族內部對于君位的威脅，杜絕“曲沃代翼”事件的再次發(fā)生，他大肆屠殺宗室公族，將晉宗室公族斬殺殆盡。晉國只剩下獻公一脈，但在他晚年時晉國又發(fā)生了“驪姬之亂”，導致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逃他國，獻公一脈也備受打擊。自此訂立了國內不養(yǎng)群公子而盡逐母舅之國的公族政策，施行擇官以賢不以親的制度。這項制度即獻公訂立的“晉制”。
結合晉國發(fā)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獻公訂立的晉制對晉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個人認為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該制度率先打擊了宗法分封制度，切斷了以血緣為紐帶的親疏遠近之分，掀起了一股量才而用，選賢舉能的社會正義之風；有能力的公子可以成為國君，有本事的卿大夫可以憑借自身的本領進入到權力中心，晉國煥發(fā)了新的生機。
該制度進一步推進晉國法治建設的發(fā)展；選官分封不再實施宗法制，彼此之間無血緣紐帶來約束，且晉國地處邊陲，國內民族成分復雜，只得依靠法令來約束國民與官員的行為，因而說該制度推動了晉國的法制建設。
晉制最終未能在晉國形成君主的中央集權，依靠靈活選官制度進入權力中心的卿大夫權力越來越大，為最終晉國的分裂埋下了禍亂的種子。
晉獻公
晉獻公訂立此制度的初衷就是想要鏟除宗室內部威脅，擺脫宗室對于君主的制約，加強君主的中央集權。并且依靠靈活的選官制度，發(fā)揮國內人才的積極性，人盡其力，使得晉國能強大起來。獻公確實也使得晉國強大了起來，但是這種制度本身具有它的局限性，而后世國君也沒能很好地駕馭這把雙刃劍，最終使其成為了晉國分裂的禍首。獻公之制的局限性主要是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獻公大肆屠殺宗族，導致晉國宗室勢力衰微，國家的軍權旁落到異性卿大夫的手中；卿大夫跟隨晉國君主屢立戰(zhàn)功，在為晉國創(chuàng)造價值的同時也使得卿大夫本身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分封的土地也越來越多。隨著時間的發(fā)展，開始呈現(xiàn)出一種臣強君弱的趨勢，君臣之間的火藥味也是越來越濃。
卿大夫勢力強大，且君臣關系不融洽，導致卿大夫愈發(fā)想在朝堂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來為自己求得生機，與君主角力；朝堂矛盾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君主謀殺臣子，臣子刺殺君主的不利局面，但由于本身君主實力的差距，到晉悼公之后，晉君已徹底被諸卿架空，再無話語權。
三家分晉
架空晉君之后，卿大夫之間的斗爭亦呈現(xiàn)愈演愈烈之勢，彼此之間互相攻伐、吞并，國君徹底無法阻止卿族之間的斗爭淪為了看客；最終在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曠日持久的“晉陽之戰(zhàn)”以智氏被滅，韓、趙、魏三家瓜分智氏土地，屠殺智氏宗族而結束。雖晉公室名義上還存在，但基本上也已名存實亡。
獻公訂立的晉制，在實行初期成功地掃除了宗室公族對于君權的威脅，也進一步加強了君主的集權，積極選拔任用有才能的人，使得晉國煥發(fā)生機，為之后的文公霸業(yè)奠定了基礎。但是異姓卿大夫在為晉國立下赫赫戰(zhàn)功之后，手里的權力也越來越大，晉公族的衰微使得無人在朝堂上平衡日漸膨脹的卿大夫，君主開始與卿族展開權力的拉鋸戰(zhàn)。隨著勝利天平向卿大夫的傾斜，后世晉君雖也在竭力想扳回劣勢，但其勢單力薄，又無近親所倚靠，使得權力轉過來轉過去還是都集中在異姓卿族的手中。
隨著時間的發(fā)展，晉君君權旁落，最后被韓、趙、魏三家瓜分，晉國最終滅亡。因而可以這么講，晉獻公訂立的晉制是導致晉國分裂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