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云南大學參加文化研究工作坊，從海拔4米的上海到海拔1800余米的昆明，有些高原反應，大把大把地吃薄荷糖提氣，同時昆明多雨又多晴的夏天令人舒暢。
每日早晨從翠湖北路南門進入云大，拾階而上，經(jīng)會澤院、走古桐道至文淵樓聽課，是一段十分美好的步行路程。腳下的石路歷經(jīng)歲月早有了潤澤——從私立東陸大學、省立東陸大學、省立云南大學、國立云南大學至五十年代院系調整至今云南大學的九十余年間，多少學人在這里倘佯，多少人、多少家庭整個的生命與這座校園交織在一起！
每日傍晚又取銀杏道、凌云道、仕林道、儒林道等不同路徑出云大的東西南北門，至北門街、文化巷、文林街或一二一大街，沿翠湖散步，或到臨近的云南師范大學、云南民族大學、昆明理工大學校園散步，有時路過云南省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大樓，傳來簡單干凈的鋼琴聲，感到平靜愉悅。
向西南
然而在往昔、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昆明市的西北角哪里是平靜之地？翠湖的漣漪見證過烽火中的西南聯(lián)大歲月——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集體出走的一次壯舉。平津淪陷以后，為在抗日戰(zhàn)爭中保存中國教育與思想的精英，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等校師生南遷長沙、又到昆明，長征萬里，在這里建起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箲?zhàn)結束以后，三校北返，國立昆明師范學院（今云南師范大學）在西南聯(lián)大舊址上建校，始末八年有余。
國之西南的昆明卻也難逃戰(zhàn)火，日軍屢屢轟炸，物質又極度匱乏。聯(lián)大教職工薪水微薄，得靠賣字賣衣或兼工為濟。大多數(shù)教授代課領酬，另外一些人，比如聞一多擅長金石，便攬一些刻章的活計，梅貽琦、潘光旦、袁復禮三位教授的夫人還一起制作定勝糕，在昆明街頭挑籃售賣。文人飽嘗捉襟見肘之艱辛，才得以領悟人間世道之哲理——思考度日、哲學濟世，梅貽琦、潘光旦加之陳寅恪、葉企蓀四位聯(lián)大同事后來被譽為百年清華歷史上的四大哲人。
聯(lián)大歲月固是極其艱難的，卻也是格外浪漫的。在一間鐵皮屋頂教室里，雨點打下來的聲音太大，學生聽不見講課，教授遂在黑白上寫下“現(xiàn)在聽課賞雨”六字。梁思成林徽因大建筑師伉儷則幾易其稿才為聯(lián)大設計出一排云南地區(qū)普見的茅草房教室。華羅庚、聞一多兩家人共居一間十幾平米的屋子，華羅庚作小詩記錄：
“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
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yè)不同心同仇”。
為防集中轟炸，聯(lián)大教職員工散居在昆明各處，據(jù)說周培源前往課堂的代步工具是自家養(yǎng)馬，以至于大半個世紀以后我到清華大學讀書，每每經(jīng)過大禮堂西南側的周培源應用數(shù)學研究中心，都有一種時空的錯覺，望先生一騎揚塵來。
國仇家恨，悲歡離合，苦難又苦難……既然向死而生，終要生得人格楚楚、文采翩翩！清華又西南聯(lián)大學生穆旦在昆明《文聚》、香港《大公報》等刊物上連續(xù)發(fā)表《合唱》、《贊美》、《防空洞里的抒情詩》等現(xiàn)代詩，以孤而不獨、哀而不傷的詩句宣告：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jīng)起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jīng)起來”！
聯(lián)大學生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等組成九葉詩派，加之教師聞一多、朱自清、馮至、李廣田、卞之琳等，又構成中國新詩史上至關重要的“西南聯(lián)大詩人群”。他們寫實又獨立于現(xiàn)實、探索內心又糾正小我的傷感，在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他們“聽著狂風里的暴雨，在燈下這樣孤單”（馮至）。
二十世紀的戰(zhàn)火令中國知識分子四海為家，又總是在顛沛流離的途中知識分子認識了這個世界。他從自己的書齋出走、又處處建起書齋，豈知四海不是好地方？
向田野
聯(lián)大教學物資的匱乏迫使師生走出教室到野外去開展實地教學。曾昭掄率領一隊師生從昆明出發(fā)，橫渡金沙江、達西昌，又再橫越大涼山、入彝族區(qū)，普查沿途礦產資源，記錄交通狀況——這支西康科學考察團的田野筆記為后來我國開發(fā)攀枝花礦區(qū)、建鋼鐵生產基地提供了重要資料。袁復禮帶領的地質小組前往四川興文、古藺，云南鎮(zhèn)雄等地采集標本，袁復禮與馮景蘭又在西康開展地質礦產調查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麻哈金礦和滎經(jīng)銅礦。施嘉煬帶領云南省水利發(fā)電勘測隊開展為期兩年的勘測，最終提出云南水利資源開發(fā)計劃，其中包括一批小型水電站的設計。人文學者也走向了田野——聞一多調查西南地區(qū)民族民俗，以此研究《楚辭》并完成《楚辭校補》；羅常培則在云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開拓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新領域，諸諸。
田野調查也成為了聯(lián)大師生相攜相扶、苦中作樂、保有情趣的途徑。今天再看諸先生的相片，皆容貌堂堂、風神俊雅，國仇家難竟絲毫不曾寫在臉上。
在聯(lián)大時期，馮友蘭完成《新理學》，陳寅恪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完成《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華羅庚完成《堆壘素數(shù)論》，吳大猷完成《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張青蓮完成《重水之研究》，趙九章完成《大氣之渦旋運動》，孫云鑄完成《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完成《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完成《建筑中聲音之漲落現(xiàn)象》……泱泱大學之包容之通達既使得文法理工諸學科兼修共建，又令清華之嚴謹、北大之自由與南開之活潑在這國之西南彼此潤長。
回中國
今天的云南師范大學門牌上仍鐫立著朱光亞題寫的西南聯(lián)大校訓“剛毅堅卓”四字，這位中國“兩彈”元勛是西南聯(lián)大1945年的畢業(yè)生。1941年，湖北少年朱光亞考入西遷至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受到科學啟蒙，次年西南聯(lián)大在重慶招收插班生，轉學后的朱光亞又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葉企蓀、饒毓泰、吳有訓、朱物華、吳大猷諸位先生?？箲?zhàn)結束后，國民政府派遣物理學家吳大猷、化學家曾昭掄、數(shù)學家華羅庚三位科學家赴美國考察原子彈研制技術，吳大猷攜助手西南聯(lián)大物理系助教朱光亞、西南聯(lián)大物理系大二學生李政道同行。
留美五年，歲月坎坷，朱李二人漂洋過海、甫一登岸便被告知美國科研機構不向外國人開放，加之國內局勢變化，考察組就地解散，朱光亞轉而進入密執(zhí)安大學學習并終獲原子核物理博士學位。1950年朱光亞牽頭撰寫《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又得50余位留美中國學生聯(lián)名署名，號召海外留學生回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投身祖國建設：
“同學們，我們都是在中國長大的，我們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種過一粒米，不曾挖過一塊煤。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大眾的血汗供養(yǎng)長大的?，F(xiàn)在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是的，我們該趕快回去了?！?/p>
文人長征，跋山涉水，向西南、向田野、向世界、又回祖國，為“剛毅堅卓”四字寫下注腳，也抵住戰(zhàn)火維系了中國大學教育之命脈。
在云南大學研修期間，我每日早晚都到臨近的翠湖散步，有時吟陳寅恪《昆明翠湖書所見》，想反倒是那被迫出走的西南聯(lián)大歲月，成就了自由思想、大學泱泱啊！
研修結束之時，或許是喝了許多云南小?？Х龋业母叻窗Y狀已經(jīng)消失，離昆明之前，到文化巷再喝一杯，草讀云大郭建斌教授贈書《尋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區(qū)流動電影放映田野研究實錄》。在作者序中，他說進了田野才知道，原來格桑梅朵并非一種具體的花，而泛指西藏高原上生命力最頑強的、美麗而不嬌艷的野花；他說田野筆記也不是思考本身，而是思考的軌跡。那么，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真理是一種具體的存在么？真理亦或者是一次次心懷真摯與悲憫、自覺又孤獨的探索？文人出走、萬里流浪又歸來，不是真理本身，至少是追尋真理的軌跡吧！翻至該書后記，熱淚盈眶：“前后三次田野之旅……無論遠近，母親都一再地叮囑：平平安安地去，平平安安地回”。
就此合頁離滇。平安，國之西南，再會！
更多精彩： 《凱風智見：桐城派與“漢宋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