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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眼中的《楚辭》:以“當代屈原”自居

作者:佚名 · 2017-08-30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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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辭文獻傳入日本的時間很早。日本學者藤野巖友曾著文說明楚辭已經(jīng)對七世紀成書的《懷風藻》和《日本書記》等產(chǎn)生了影響?!洞笕毡竟盼臅肪硪弧秾憰s用帖》載:“《離騷》三帙,帙別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連赤磨。”從卷數(shù)上看,此處所謂《離騷》,當即《楚辭》。“天平二年”為公元730年,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錄《楚辭》之始。但真正意義上的楚辭研究應當從江戶時代才開始。石川三佐男教授曾統(tǒng)計江戶時期與楚辭相關(guān)的漢籍“重刊本”及“和刻本”達七十多種。“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漢籍。從整個漢籍在域外的傳播來看,和刻本是其中最活躍、最發(fā)達的一個系統(tǒng)?!冻o》的和刻本中比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等。

  江戶時期楚辭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學者的重視,這同德川幕府將儒學特別是“朱子學”定為“官學”有很密切的關(guān)系?!冻o》在江戶時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辭集注》,藤原惺窩另取《注解楚辭全集》為書名,于慶安四年(1651)京都村上平樂寺刊行,這是日本最早的《楚辭》訓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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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戶時期日本的學術(shù)研究是以中國文化為母體,通過直接閱讀中國的典籍來學習中國文化,并用漢字書寫研究成果,同時以模仿中國文化為能事,如作漢詩、漢文,習書法等。對文學作品的品評也是嚴格遵從中國的價值標準。這個時期的日本學者根本就沒有把中國文化當作外來文化對待,他們不自覺地嘗試融入中國文化之中,試圖從學習和模仿的層次進入?yún)⑴c和創(chuàng)造的層次。

  明治維新以后,西方文化傳入日本,日本學者認識到東西方的巨大差異以及兩者之間的距離,同時日本學者的民族感也開始抬頭,他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對中國文化帶有一種批判性的立場。這一時期日本學者的楚辭研究成績可褒獎者并不多,研究成果主要以文學史的形式體現(xiàn)出來,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古城貞吉的《中國文學史》、兒島獻吉郎的《中國大文學史——古代篇》以及《中國文學史綱》、狩野直喜的《中國文學史》。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楚辭研究者,是西村時彥。西村時彥一生所收藏的《楚辭》典籍大約有一百多種,其中有明代刊本十六種,清代刻印本四十六種,民國時代的刻本、影本、印本十八種,中國的抄本二十七種,日本的刻印本十二種,日本的抄本十一種,同時還有朝鮮刻本十六種,其讀書室號稱“百騷書屋”,的確名副其實。西村時彥曾作《楚辭王注考異》一卷、《楚辭纂說》四卷、《屈原賦說》二卷與《楚辭集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西村時彥所作的《屈原賦說》,他對楚辭研究的細致入微,在同時代的日本漢學家中,堪稱獨步一時??梢哉f,西村時彥的《屈原賦說》二卷標志著日本楚辭研究進入真正研究的時期,在保持注重纂集注釋資料的同時,以《楚辭》專著和文學史著作這兩種形式,進入到對楚辭做出具體考證和理論論述的階段。同時日本學者仍然關(guān)注著中國楚辭研究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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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日本的楚辭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日本的楚辭學者不再認為自己是“當代之屈原”,而認為楚辭是與自己民族文化密切相關(guān)卻又獨立的文化客體,并提出了實證主義的治學方法,在處理和分析資料的時候重視歸納法。他們不滿足于沿著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tǒng)前進,希望能夠走出一條有日本學者自我特色的研究之路。

  竹治貞夫所做的屈原傳記非常具有特色,他以屈原的家族史為切入口,將屈原的人生分為六個時期:修學時期、宮廷時期、失意時期、漢北配流、江南流謫、憂憤的晚年,并且將屈原的作品按照自己的判斷歸入各個時期當中,如將《天問》《橘頌》歸入修學時期,《九歌》歸入宮廷時期,《離騷》歸入失意退隱時期,《抽思》歸入漢北配流時期,《哀郢》《涉江》歸入江南流謫時期,《懷沙》《招魂》歸入憂憤的晚年時期。雖然我們目前對于屈原的作品分期問題尚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定論,但其將作品和個人的生平有機結(jié)合的寫法,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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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野巖友從民俗學以及文學史的角度來對楚辭進行研究、考察,寫下了《巫系文學論》一書。藤野巖友認為,文學起源于祭祀,祭祀需要巫,以進行人和神之間的語言交流。同時巫還要占卜,和上述活動相關(guān)的文辭經(jīng)過變形,成為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文章?!冻o》的《離騷》《天問》《九章》《卜居》《漁父》《遠游》等,都是這樣產(chǎn)生的。其次,巫有舞歌?!毒鸥琛繁闶沁@個系統(tǒng)。再其次,巫進行招魂?!墩谢辍贰洞笳小穼儆诖祟悺?/p>

  石川三佐男教授在利用古典文獻的基礎上,運用大量考古資料,將已有書面文獻與地下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文獻加以對照,同時他還利用民俗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考古學以及圖像學等理論和方法,從而使得他的楚辭研究呈現(xiàn)出一個新的境界。石川教授認為,在楚辭研究史上,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是先驗地將《楚辭》與儒家典籍視為同類,從政治的倫理化和理想的現(xiàn)實化上來對其加以闡述,而忘記了它作為中國古代南方詩歌的這一事實。其次,《楚辭》是兩千多年前流傳下來的古老文獻,應該用什么樣的材料來解釋,才能夠更加接近楚辭的原始真實面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石川教授認為,從時間上來看,當以夏、商、周時代的材料為佳,以及后續(xù)的戰(zhàn)國及前漢時期的材料,例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升仙圖、子彈庫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圖和近年在河南發(fā)現(xiàn)的楚城遺址等。從空間上來看,當以運用和楚辭在同一地域上孕育而生的、和漢民族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以及和楚辭時代相當接近的三苗歌謠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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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三佐男教授的楚辭研究成果,主要是最近30年取得的。由于他與中國的楚辭學者密切的交往,其研究也整體性地融入到了中國楚辭學研究的體系之中,對促進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都有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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