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三國》(下)
《品三國》(下)
天下網商 · 2007-07-19 來源：
《品三國（下）》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定價：25 元
目錄
第三部 三國鼎立
第二十五集 半途而廢
第二十六集 得寸進尺
第二十七集 進退失據
第二十八集 借刀殺人
第二十九集 命案真相
第三十集 奪嫡之爭
第三十一集 乘虛而入
第三十二集 蜜月陰謀
第三十三集 白衣渡江
第三十四集 敗走麥城
第三十五集 猇亭遺恨
第三十六集 永安托孤
第四部 重歸一統(tǒng)
第三十七集 非常君臣
第三十八集 難容水火
第三十九集 痛失臂膀
第四十集 禍起蕭墻
第四十一集 以攻為守
第四十二集 無力回天
第四十三集 風云際會
第四十四集 坐斷東南
第四十五集 情天恨海
第四十六集 冷暖人生
第四十七集 逆流而上
第四十八集 殊途同歸
結束語 滾滾和長江東逝水
后記
易中天《品三國》（下）節(jié)選
第四十八集 殊途同歸
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沖突，在曹操、劉備、諸葛亮那里同樣存在。因為魏、蜀、吳三國，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們也無意建立一個士族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建國之路不會平坦，也決定了他們的政權終將滅亡。那么，他們的道路有什么相同與不同，魏、蜀、吳三家又為什么會同歸于晉呢？
上一集我們講了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沖突。這其實也是曹操、劉備、諸葛亮他們遇到的共同問題。曹操殺邊讓、殺孔融、殺崔琰、殺楊修，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都是這一矛盾沖突的表現。那么，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為什么都與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沖突呢？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得先說清楚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個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為那時做官不容易。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說，在漢代，一個人要想通過正規(guī)途徑做官，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士人；第二，必須通曉經學；第三，必須被舉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這是德的要求。通曉經學也叫明經，這是才的要求。必須是士人，則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級的貴族。到了漢代，則變成了最高一級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種，即士農工商。士，就是士民；農，就是農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農民務農，工民做工，商民經商，士民讀書。士以讀書為業(yè)，其實也就是從事腦力勞動。換句話說，士，就是“腦力勞動者”，即“勞心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所以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們甚至無權做官。
這樣一說誰都明白，當時能夠達到這三個標準的人還真不多。別的不說，光是通曉經學就很難，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書讀，都讀得起。如果還要求什么都不做，專門只讀書，那就更難。因此，只有那些有書讀，讀得起，讀得進，讀得好，而且并無其他職業(yè)（農工商）的讀書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須讀書，讀書為了做官，讀書與做官就變成了一件事，變成了職業(yè)。一個家族，如果以讀書做官為職業(yè)，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讀書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讀書為業(yè)的，差不多也都世代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見，所謂“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讀書做官，而從平民階級中分化、產生出來的特殊階層。他們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壟斷仕途，控制輿論，變成豪強。士族為什么能壟斷仕途呢？因為一個人既然是有條件讀書的，又做了官，他們的子孫后代自然也比別人更有條件讀書，更有條件做官。即便讀書人多起來了，祖輩、父輩做過官的人，同別的讀書人競爭，總要容易些。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這樣一來，做官的名額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壟斷，或者壟斷某些官職。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一個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薦權，可以推薦別人做官。推薦什么人呢？兩種人。一種是自己人，還有一種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讀書人。這些人做官機會較少，一旦被推薦，一般都會感恩報恩，甚至與推薦人在政治上發(fā)生從屬關系，情感上發(fā)生父子關系，成為他們的“非血緣關系家族成員”。一個人，官越大，推薦權就越大；做官的時間越長，使用推薦權的機會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會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這些“門生故吏”也可以推薦別人做官。但他們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門生故吏”，那么，他們在行使推薦權的時候，當然要看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貢獻若干名額作為報恩。因此，一個家族的“門生故吏”越多，他們掌握的推薦權也就越多。時間長了，也就壟斷了做官權。
第三，享有推薦權的人還可以互相推薦，也就是我推薦你的人，你推薦我的人。這種“投桃報李”的做法也是官場的“潛規(guī)則”，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討價還價便能默契地進行。最后是推薦權和做官權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么，士族為什么能夠控制輿論呢？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由于讀書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為士族的，當然最有學問最有文化。因此，作為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領袖，士族便不難團結一大批文化人，這就是名士和太學生。太學生就是太學（國家干部學院）里的生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后備干部”。名士就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社會賢達”。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還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竇武是外戚兼名士，劉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論何種身份，都與士族關系密切，大體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學生則成為他們的擁躉。上一集我們說過，所謂“名士”，就是現代的“意見領袖”或者“公眾人物”。這些人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發(fā)表意見，褒貶人物，議論時政。這種意見，當時就叫做“清議”。清議的影響力很大，殺傷力也很強。一個人，如果被清議所褒揚，就身價百倍；如果為清議所不齒，就臭不可聞。清議的力量這樣大，發(fā)表清議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邊，還有太學生作為呼應，士族當然就控制了輿論。
士族掌握了做官權，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發(fā)言權，就控制了輿論。有了這兩個條件，他們就不難成為豪強。成為豪強也并不奇怪，因為東漢原本就是由豪強（主要是南陽豪強）建立的政權。主宰這個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強，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們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強。但是，士人變成士族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他們由偶然做官變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權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們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占有的政治資源和政治優(yōu)勢，不斷發(fā)展壯大，從中小地主變成大地主，成為雄視天下稱霸一方的豪強。這樣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還叫“名門望族”，也簡稱世族、士族、望族、勢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詩書傳家。詩書傳家，自然有聲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門”。世代做官，自然有權勢，所以叫“勢族”，也叫“世族”。既沒有權勢又沒有聲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門”，也叫“庶族”或“寒族”。
顯然，士族是一個十分特殊的階層。他們不是貴族（皇親國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屬于平民階級，卻比平民高貴；不能世襲官職，卻能壟斷仕途。就性質而言，他們是“半世襲的準貴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貴族的“高級平民”。他們與名士的關系最為密切，有聯系也有區(qū)別。區(qū)別在于：士族是族群，名士是個人；士族必須做官，名士則不一定。但在多數情況下，名士與士族的階級立場、道德觀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當名士的后臺老板，名士則往往充當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么？當然是建立一個由本階級掌握的政權。至少，也要在這個政權中處于掌控地位。這就難免與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發(fā)生矛盾沖突。因為三國之主均非士族，也沒打算讓士族成為統(tǒng)治階級。不過，魏、蜀、吳的情況又各不相同，我們只能分開來說，看看士族階級如何同他們進行斗爭，最后又如何將他們歸于一統(tǒng)。
先說曹魏。
曹魏的建國之路，我稱之為“非和平演變”。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曹魏的天下其實是用武力打下來的，因此不是“和平演變”。但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卻又來自“禪讓”，以及此前漢獻帝的一系列冊封，包括加九錫、封魏公，晉魏王，又有“和平演變”的意味。無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變”，或者“非宮廷政變”。
曹操集團選擇這條道路，事先有沒有策劃？我看沒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來的。他的野心，也是一點一點大起來的。至少，我們可以肯定，關東聯軍成立那會兒，他可沒有什么建立政權的想法。《三國志?武帝紀》怎么說？“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边@就很清楚，關東聯軍這個“集團公司”里面，并沒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板”，不是“股東”，只是“馬仔”，哪能有什么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約是在什么時候？我想應該是在官渡之戰(zhàn)以后，赤壁之戰(zhàn)以前。如果把政權這個“上層建筑”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權比做“蓋房子”，那么，這時能夠在中原大地上“蓋新房子”的“開發(fā)商”兼“建筑師”，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征得了土地；他戰(zhàn)勝了袁紹，則好比取得了資質。一個原本就有這方面能耐的人，獲得了這樣兩個條件還不想干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恢復廢除已久的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就是他準備動手的信號。
那么，曹操的“新房子”有圖紙嗎？沒有。曹操這個人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這個政權用陳寅恪先生《崔浩與寇謙之》一文的話說，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權”。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厲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節(jié)儉，不慕虛名，哪一條不是沖著士族來的？尤其是他那個“唯才是舉”，簡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墳！如果用人制度當真照此改革，士族還能壟斷做官的權利嗎？甚至就連曹操父子喜歡文學，也和士族不對勁。因為士族重視的是修身治國的“經義”，而不是雕蟲小技的“文辭”。
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盡了名士的譏諷。曹操對此并非沒有思想準備。他很清楚自己會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會和士族同聲相應。他的辦法是有選擇地殺人。他曾經想殺楊彪，但沒有殺成，殺成了的是孔融。楊家（楊彪）和袁家（袁紹）一樣，也是士族中頂尖級的望族，而且比袁紹還牛，五世三公?？兹趧t是名士中頂尖級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孫。曹操想殺楊彪，敢殺孔融，說明他對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則不必殺），卻不在乎（否則不敢殺）。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對，不是他最大的困難。
曹操的困難就是他的資本。曹操的資本是什么呢？奉天子以令不臣?？恐@一資本，他才征得了土地。但是這樣一來，他就必須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不能把這塊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蓋一棟新的。相反，他還必須裝出一副很維護這舊房子的樣子，就像一個盡心盡職的老管家，而不是強行拆遷的開發(fā)商。顯然，曹操的房子并不好蓋。
好在曹操是一個有理想無藍圖的人，他可以邊干邊摸索。曹操也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他的辦法就是“搞裝修”?；蛘哒f，用“搞裝修”的辦法，一點一點進行改造，最后再把別人的房子變成自己的。這種辦法好是好，卻有一個前提，就是“老房子”不能倒。哪怕里面爛透了，框架還得留著。東漢王朝這個“老房子”的框架是什么樣的呢？三根支柱，一個屋頂。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屋頂就是大漢天子。曹操迎奉天子到許，屋頂就有了，但那支柱卻三根倒了兩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經自相殘殺，兩敗俱傷，再也扶不起來。如果剩下的一根（士族）也不要，房子就會塌下來。
這就是曹操的難題，也是士族的難題。曹操的難處在于，他不能拆房子，因此這根柱子不能倒；他要搞裝修，而且說白了就是要偷梁換柱，這根柱子又不能不動。士族的難處則在于，柱子是用來支撐屋頂的，它也只能跟著屋頂走。現在屋頂跑到曹操那里去了，柱子要不要也去？如果也去，等于變成了曹操的柱子。如果不去，則等于沒有了屋頂。屋頂沒了，要柱子干什么？這真是難死人了。
說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曹操實行的是“法家寒族之路線”，他那里出身士族或追隨士族的名士還是比別人多。為什么呢？因為曹操很清楚，沒有這些人，他連“裝修”都搞不成。士族和名士也很清楚，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跟著曹操一條道走到黑。也就是說，曹操、士族、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樣一來，曹操與士族、名士，就處于一種相互利用又相互警惕的關系之中。因此，他身邊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殺掉的也比別人多。因為他不能不小心防范，甚至神經過敏，疑神疑鬼，濫殺無辜。比方說，逼死荀彧，殺崔琰，殺楊修。這幾個案子常常讓人費解，覺得曹操是沒事找事小題大做。但只要想到那些人都是大族名士，也就不難明白其中奧秘。
曹操的濫殺必須批判，曹操的懷疑卻不無道理。事實上，另有想法的各類名士很是不少，其中至少有三種人值得一說。第一種是只認大屋頂，不認裝修工，也不讓他搞裝修，孔融就是。第二種是認屋頂也認裝修工，還幫一些忙，但希望他裝修成原樣，再還給屋主，荀彧就是。第三種是你搞裝修我也搞裝修。表面上幫你搞，實際上自己搞。等到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告訴你房子其實應該像我說的那樣蓋，陳群就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陽，曹丕繼位成為魏王。沒過多久，陳群就“及時”地提出了他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所謂“九品官人法”，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后在士族內部按照聲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官職。曹丕接受了陳群的建議，下令實施。又沒過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擁戴下當了皇帝，帝國這棟房子（這時只有大半棟）從姓劉的手上正式“過戶”給了姓曹的。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要知道，為了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政權，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罵，殺了多少人，最后逼得他只能用“搞裝修”的辦法來“換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裝修好，就要辦“產權證”時，卻發(fā)現他要換的“柱子”變成了“地基”，甚至變成了房子的主體結構。你說，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該笑呢，還是該哭呢？
曹丕接受陳群的建議，是因為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想通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范文瀾先生所說：“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毋寧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比欢?，曹魏畢竟是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權”。一旦改變性質，變成士族地主階級的，還有什么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終于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孫吳和蜀漢又如何？
孫吳和蜀漢原本沒有資格建國。孫權的父兄靠著武力搶了一塊地盤，但那在理論上只是帝國大廈里面的一套公寓，孫權自己沒有房產證的。劉備就更可憐，不要說房子，連房間都沒有，只能借別人的住。他們能夠自己蓋房子，還得感謝曹操開了一個頭，也得感謝曹操為他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權和劉備采取了與曹操不同的建國路線和戰(zhàn)略方針。如果說，曹操是逆流而上，那么，孫權和劉備，則一個是順勢而為，一個是繞道而行。順勢而為的是孫權。這就是“江東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講過，東吳政權的主體，原本是以周瑜為代表的淮泗將領，和以張昭為代表的流亡北士。這些人都是外來力量，黨羽不多，勢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為如此，孫權不能單靠他們來建國。單單依靠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東吳就永遠是一個飄忽的政權。因此，孫權只能“江東化”，也必須“江東化”。于是，他毅然將一部分政權和一部分兵權，分別交給了顧雍和陸遜。在孫權那里做官的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子弟，更是數以千計。這樣一來，江東士族就和孫吳政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孫吳政權的利益，就是江東士族的利益。即便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東士族也要捍衛(wèi)孫吳政權。這正是孫吳在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差，持續(xù)時間卻又最長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雙刃劍。“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孫吳政權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后者則是孫權害怕的。這就使得孫權內心分裂，心理變態(tài)，作風剛愎，作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集講的幾個案子那樣令人費解，恐怕就有這方面的原因。事實上，孫權臨終時指定的顧命大臣，一個大將軍諸葛恪，一個會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后代。孫權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東士族的。因此，孫權淫威獨擅，用刑嚴峻；東吳言路不通，離心離德。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wěn)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斗不過北方士族，因此孫吳終于亡于晉。
如果說曹魏是“非和平演變”，孫吳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漢就是“計劃外單列”。按理說，劉備原本是沒有資格建國的。他雖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將軍、豫州牧的頭銜，但那都是“空頭支票”，并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團，但“〖=B0〗武士強謀士弱”（范文瀾語），成不了氣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時候，沒什么人把他看作競爭對手。魯肅的“東吳版《隆中對》”，也只說與曹操、劉表三分天下。蜀漢，實在是“計劃外”冒出來的政權。
劉備居然成功，一半歸于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則要算他運氣好。運氣好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諸葛亮、龐統(tǒng)、法正的輔佐，“武士強謀士弱”變成了武士謀士都強；二是他的兩個同族——劉表和劉璋，武士、謀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謀士雖強而不能用，結果被劉備奪了地盤。當然，劉備能夠得到諸葛亮、龐統(tǒng)、法正的輔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賢如渴。但一個人再思賢如渴，也得有賢人讓他思、讓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運氣的成分。至于劉表、劉璋的弱，就完全是劉備的運氣了。
蜀漢政權既然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那么，對于這個政權的性質，劉備心里恐怕并沒有底。正如田余慶先生所說，他其實是一個“不具有明確戰(zhàn)略思想的隨波逐流的人”。好在劉備聰明。他一直盯著曹操，然后反著來（劉備曾經對龐統(tǒng)說“每與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劉備就來個繞道而行，盡量避免與士族發(fā)生正面沖突?！度龂?先主傳》曾高度評價劉備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說董和、黃權、李嚴是劉璋的舊部，吳壹、費觀是劉璋的姻親，彭羕曾受劉璋的排斥，劉巴則為自己所忌恨，卻都安排在顯要的位置上（皆處之顯任），讓他們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才能（盡其器能），結果是“有志之士，無不競功”。
諸葛亮治國，就更多可圈可點之處。我們在《情天恨?！泛汀稛o力回天》兩集講過，諸葛亮執(zhí)政后，實行依法治國，依法用人，結果政府里面沒有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個人都勤奮向上（人懷自厲）。他又非常注意選拔使用本土人才，結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這也是有證據的。比如張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對諸葛亮贊不絕口。據《三國志?張裔傳》，張裔經常對人說，亮公頒發(fā)獎賞不會漏掉疏遠的人（賞不遺遠），執(zhí)行懲罰不會偏袒親近的人（罰不阿近）；沒有功勞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無功?。?，雖有權勢也免不掉懲罰（刑不可以貴勢免）。這就是我們蜀國無論什么人都會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可見，諸葛亮確實做到了公開、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領導下，蜀漢也成為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
那么，三國當中，蜀漢為什么又最先滅亡？
也有三個原因。第一，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國理念，是依法治國。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這就和士族階級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豈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聲望、門第，完全“無法無天”。所以，蜀漢表面上是繞道而行，實際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能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么抗爭得了呢？
第二，蜀漢不但是一個“非士族政權”，而且是一個“外來政權”。這就不可能不與本土士族（益州士族）發(fā)生矛盾。如果蜀漢也像東吳那樣“本土化”，事情也許會不一樣。但是，劉備和諸葛亮卻都堅持“荊州集團第一、東州集團第二、益州集團第三”的組織路線。諸葛亮的接班人蔣琬、費祎、姜維，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漢政權還想方設法從益州豪強、士族身上榨取錢財，以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又針對所謂“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的情況，制定許多有針對性的法律，來鎮(zhèn)壓他們的反抗。由此可見，益州士族實際上被底層化和邊緣化。他們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與蜀漢政權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對立面”。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與蜀漢政權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矛盾沖突，也就不可能像江東士族那樣保家衛(wèi)國，只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里應外合。這個時候，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yōu)秀，再鞠躬盡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第三，諸葛亮過高地估計了他政治理想的號召力。他不知道（也許真不知道，也許裝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當年的曹魏，“興復漢室”也早就成為過時的口號。因為對于士族地主階級來說，實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東漢還好，他們?yōu)槭裁催€要“興復漢室”？反倒是堅持漢代制度的蜀漢，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會真正支持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國方略。他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來“解放”他們，以便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們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結了。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因此，他們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有沖突，有斗爭。斗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茍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只有晉，才是完全徹底的士族地主階級政權。
公元263年，魏滅蜀；公元265年，晉滅魏；公元280年，晉滅吳。中國歷史從此在全國范圍進入士族地主階級的時代，三國的歷史也就結束。至于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段歷史，那將是另外一個話題。（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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