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余秀紅，今年61歲，現住廣州市黃埔區(qū)。1972年高中畢業(yè)后，我分配在廣州一國有企業(yè)工作。我曾經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丈夫是我同一車間的同門師兄，對我體貼有加，兒子乖巧聽話，雖然收入不高，但一家過得幸福充實。
我一直身體就不好，犯高血壓、類風濕、胃炎等多種疾病，為了強身健體，從1990年起我就開始練習氣功，先后練習了智能功等4種氣功，對氣功理論和自然現象深信不疑。
1993年3月，原來跟我一起練習氣功的符大姐悄悄的告訴我：有一種功叫法輪功，它跟其他氣功不同，不收學員的錢，只是占用時間，簡單易學，練好了不但能祛病健體，還能“上層次”、“圓滿上天國”，并送給我一本《轉法輪》和練功錄像帶。我拿到《轉法輪》如獲至寶，沒多久，就把《轉法輪》中的所謂精粹背得滾瓜爛熟。符大姐還帶我去天河體育館的練功點練功，那里的人都是按照“真、善、忍”要求辦事，團結互助，不知不覺中我陷進了李洪志精心設置的魔圈。此后，只要一有時間我就參加集體練功、學法。隨著有規(guī)律的運動和功友們一起交流的氛圍作用，我感覺身體有所好轉，心情也開朗了。
為了“上層次”、“求圓滿”，我將更多的心思放在練功上，每天早上一起床到練功點練功，隨便買點早餐吃就去上班，晚上一下班就去符大姐家“學法”，對丈夫和兒子不聞不問，家務事懶得做，兒子的學習也不輔導，導致兒子學習一落千丈，丈夫每天下班回來看到家里灶臺冰冷、滿屋狼藉，意見很大，經常跟我吵鬧。年邁的父母專程從南海老家趕過來，流著淚哀求我不要練法輪功，甚至以死相逼，我仍不屑一顧。單位領導多次對我進行教育，但我仍堅信法輪功，并明確表示工作可以不要，法輪功不可以不練。因為我的冷漠，親戚朋友也不來往了。往日溫馨的家，變得一團糟。但這些在我看來，是《轉法輪》所謂的放下“名利情”和“執(zhí)著心”的良機。
1999年7月，中央公布取締法輪功時，我感到疑惑不解，又看了電視播放的《李洪志其人其事》的報導，認為這是造謠，是對法輪功及“師父”的誣陷。為講清真象，我覺得作為“大法子弟”應該去反映一下自己的實修體會，2000年4月，我孤身一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車去北京“弘法”。
由于我長期不吃藥，從北京回來后，我的高血壓病又犯了，嚴重到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我仍堅決拒絕去醫(yī)院，反而認為：“這是‘師父‘在考驗我，在給我‘消業(yè)’”，最后家人只好強行送我入院救治。經醫(yī)生全力救治，我雖然脫離了生命危險，但留下了腦中風的后遺癥，現在我的左手左腳很不靈活，但我卻認為是師父幫了我。出院后，我不聽醫(yī)生和家人的勸告，病情稍穩(wěn)定又拒絕打針和吃藥，繼續(xù)虔誠地修煉法輪功。
由于我癡迷練法輪功，經常上班遲到曠工，單位領導多次找我談話，一氣之下我遞交了辭職報告，兒子學業(yè)受到影響，中考時連普通高中的分數線也沒達到，最后只上了一所技工學校。看著死水一潭的家，丈夫早已身心疲憊，心灰意冷，2004年與我辦理了離婚手續(xù)，我反而覺得自己去掉了“名、利、情”，練功就不受干擾。
2007年，兒子從技校畢業(yè)后，分配到南海工作，并在南海安家。2010年，兒子生了個大胖小子，兒子叫我去幫忙照顧，他本意一來不想我一個人孤獨的生活，二是想我?guī)O子分心無暇練習法輪功。雖然我表面上答應不再練功，但兒子和媳婦一上班，我又偷偷摸摸地練。一次，功友叫我去聽輔導報告，我看到孫子還在床上睡覺，就偷偷跟著出去了，孫子醒了后因找不到人，從床上爬下來，結果摔倒，腦袋撞到床頭柜上，額頭磕破了，流了滿臉的血，哭得臉都變紫了，我回來后并沒有送他去醫(yī)院，而是盤腿坐在地上發(fā)“正念”，請求“師父”幫孫子清除身體上的“業(yè)力”。媳婦回來后，被眼前的情景嚇呆了，一手將我推開，抱著兒子沖到醫(yī)院。經醫(yī)生檢查，輕微腦振蕩，為在傷口上縫了4針，至今還留下一塊疤。事后，兒媳婦將我趕出家門，不再讓我?guī)O子，我只好收拾行理，孤身一人又回到廣州冷清清的家。
因為長期不吃藥和飲食不規(guī)律，頭暈、手指關節(jié)彎曲、胃疼等疾病纏繞著，特別是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這種疼痛感是說不出的難受，嚴重時無法入睡。面對這一切，我疑惑了，我嚴格按照“師父”的要求修練，為什么得不到“圓滿”，卻是家徒四壁，孤家寡人。在我困惑的時候，反邪教志愿者來到我身邊。
如今，我徹底與法輪功決裂了，加入了社區(qū)的舞蹈隊和氣功隊，生活也重新走上正軌。回想自己近20年來的練功經歷，真是一場噩夢，是李洪志毀了我，也讓我失去了家。
【責任編輯：王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