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反對“神跡”，認為“神跡”違背自然規(guī)律，是宗教迷信，是唯心論。其實，上帝所行的“神跡”乃是為完成救贖計劃而進行的，當邪惡入侵，上帝必然用超自然的方法，干預世事，以期消滅魔障，恢復人類最初的榮耀。人類感于其表，于是將“圣恩”作為對“神跡”的心性注解。從根本上講，圣恩并不與我們的自然經(jīng)驗對立，相反，它能夠修正和加深這些經(jīng)驗。
法輪功來源于中國氣功“禪密功”、“九宮八卦”及泰國舞蹈，基本與“神跡”毫無關聯(lián)。法輪功宣揚的“末世論”、“業(yè)力回報”等不過是一種危言聳聽的機會主義言論，從而為李洪志宣揚“正法”，凌駕于一切宗教之上奠定邏輯基礎。即使這樣，我們仍然可以這樣回應：李洪志不能夠“度”一個因病而死的死人，或者能夠“度”一個死而復活的人，都不是李洪志的功勞。因病而死的人因為病死之前沒有“轉法輪”、“消業(yè)力”，他死后，李洪志想“度”他也就無從談起，李洪志只“度”活人，一個死而復生的人，李洪志又是怎樣將他“度”活的呢？即便李洪志“度”活這個人后，能夠讓他永遠不死，但這個人曾經(jīng)死過，李洪志原本要超越生死，卻陷入邏輯的陷阱。
李洪志盜用了一些宗教教義，刻意杜撰出“末世論”蠱惑人心?！澳┦勒摗钡默F(xiàn)實依據(jù)在于：一種在我們這個時代達到其頂峰的新興世界文化，其本身內部產(chǎn)生了一種世界性的危機（劉易斯·穆姆福特（Mumford）的《人的變遷》）。核武器的出現(xiàn)標志著現(xiàn)代主義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極點。
怎樣認識現(xiàn)代主義的這種危機，正如大衛(wèi)·格里芬評析馬丁·布伯（MartinBuber）的《烏托邦之路》認為：重要的是不要在我們反對反常事物的斗爭中再制造出反常事物來；在追問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過程中，我們正在反對這個世紀中同革命暴力密切聯(lián)系的反叛經(jīng)驗。
現(xiàn)代天主教認為，圣恩與自然存在互補關系，圣恩是對創(chuàng)造的再創(chuàng)造，這種觀點與古典天主教一脈相承。我們的肉體，包括肌肉、血液、呼吸、神經(jīng)、骨骼、體態(tài)、消化力、性欲、心靈等乃是我們與上帝“神跡”的第一個宗教性遭遇點—它是由上帝自己創(chuàng)造的寓所，展示了她強有力的存在。
在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中，我們不能認為上帝死了，僅在理想神廟中把上帝當作一種精神超越加以供奉。上帝并不引導我們去逃離被玷污了的肉體，而是引導我們去治愈它。因此，在上帝的引導下，“重造不可穿透的自我”即是具體化的精神。這種“重造”不是反對以往的“反叛經(jīng)驗”，而是在再創(chuàng)造中不斷修正和補充。
反觀李洪志的“末世論”，他一方面反對以往的“反叛經(jīng)驗”和工業(yè)文明取得的成果，卻對自己組織信徒挑釁政府、抹殺人權的極端“反叛經(jīng)驗”視而不見；另一方面他也拋棄了與上帝“神跡”的第一個宗教性遭遇點，而是以給練功者肚子裝上“法輪”為名，將練功者引向無邊的痛苦災難。所以，法輪功從根本上說是反宗教、反人類的。
在我們軀體的生物體和社會經(jīng)驗中，我們與整個自然和歷史傾心交談。地球本身是我們自身的生物性外化（biologicalembodiment）的擴展，他是我們與上帝的第二個宗教性遭遇點。地球同人的軀體一樣，具有某種天然的統(tǒng)一性，它同人的軀體有著某種微妙的平衡關系，什么樣的地球環(huán)境孕育什么樣的人類。
不幸的是，作為工業(yè)現(xiàn)代化的文化理想，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對這種根基隱喻懷有恐懼。有機哲學關于精神能量外化的觀點承認并贊美人與自然的一體性，并對有根基的歷史能量保持開放，而不是一味反對“反叛經(jīng)驗”。
李洪志詛咒人類，宣揚地球是一個垃圾站，實際上割裂了“天人合一”的根基隱喻。
現(xiàn)代主義的一個教訓是，為了歷史而拒斥自然，并試圖把所有的歷史都變?yōu)橛⑿凼?，實際上是一種脫胎于父權社會的男性話語，是值得反省和深思的。
我們應該看到，南極冰川的融化為我們開啟了一個天啟式的序曲，哥本哈根會議的召開，使全球幾十家報紙將它作為頭版頭條，說明全球的政治家門正努力尋找一種溫和的話語表達方式，從而投入地球母親的懷抱。
按照李洪志的說法，只有他能拯救地球，這不過是一種極端父權的拔高，因為上帝從未遠離我們，也從未預言人類的前途是光明或者黑暗。“前”總是經(jīng)過一條通向未來的辨證之路與“后”結合到一起的。
李洪志片面夸大了工業(yè)文明的陰暗面，因而處處皆魔，最終走火入魔。
作為精神外化的“神跡”，不能理解為意念、暗示、幻想之類的心理學語義。大地是上帝的影像，在冉冉升起的朝陽和徐徐下落的夕陽中，在靜止或微微顫抖的樹葉中，在寧靜或洶涌咆哮的大海中，在白晝的光明和黑夜的黑暗中，我們無時無事不與上帝相遇。上帝每天都把他的創(chuàng)造力帶到我們身邊，這種創(chuàng)造帶有明顯的啟示性和遭遇性，脫離不了地球的根基隱喻，不違背生老病死的自然規(guī)律，相反表現(xiàn)出一種尊重。
法輪功所謂的“神跡”無外乎包括包治百病、保佑平安、神通廣大、動物神跡等幾類，無論哪種，都將個人意志凌駕于自然法則之上，在種種發(fā)功行為中，我們絲毫感受不到上帝的圣恩，卻感受到自焚、自殘、自我否定帶來的痛苦和虛無。
按照麥弗生的說法，“神跡”不假借普通的外因，而由初因得到果效。法輪功的“神跡”幾乎都是靠發(fā)功的外力而實現(xiàn)的，因此是徹頭徹尾的偽“神跡”。
社會（諸如家庭和教會這類傳統(tǒng)及制度）乃是我們同上帝相遇的第三個場所。首先是一些微觀層次上的親密氛圍圈，包括親人、朋友、鄰里及社區(qū)，然后進一步擴展為宏觀層次上的村莊、鄉(xiāng)鎮(zhèn)、城市、國家和世界。
法輪功的“神跡”除了教育信徒抱殘守缺、諱疾忌醫(yī)，還教育信徒否定倫理，割裂自身與醫(yī)療機構、社區(qū)救助的親密氛圍。作為“神跡”擴展的人類社會在法輪功那里變成了極端個人主義和反人類主義。
法輪功強調父母是自身的魔障，不但腐蝕掉了社會的根基，而且忽視了作為“神跡”擴展的人類社會的治療作用。法輪功總是醉心于制造各種新的事物、新的“神跡”、新的倫常關系、新的被創(chuàng)造者拜謁創(chuàng)造者的敬仰關系，過分強調個人——群眾的矛盾對立性，并把過去與未來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實際上破壞了人類社會日積月累、世代傳承下來的永久合作習慣。
不久前，李洪志明示弟子可借鑒公司化的運營模式來挽救每況愈下的財政危機，而公司化的運營模式正是人類永久合作習慣的一個成功范例，這對法輪功來說不能不是個反諷。
那些被法輪功戕害的患者，倘若他們能明白上帝與我們遭遇的第三個場所正是被他們不恥的家庭和社會關系，自覺接受醫(yī)療和社會救助，在親人和朋友的關愛中去治愈肉體的創(chuàng)傷，他們就能體會到與上帝一樣創(chuàng)造的快樂。
我們自己才是我們的軀體、自然以及社會的共同創(chuàng)造者，是家庭、教會、學校哺育并擴展了我們軀體的生理和精神的旅程。作為生態(tài)的一部分，我們參與了神秘的性行為，使生命得以延續(xù)，從而與死亡抗爭。最后，作為人類社會的我們有意識地把我們的社會歷史培養(yǎng)和擴展成活生生的制度和傳統(tǒng)。
綜上所述，法輪功帶有明顯排他利己的戾氣，這種戾氣在宗教信仰自由國家不能相容，因為他凌駕于一切宗教之上，又妄圖打破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必然為人類所唾棄；在教權國家那里，這種戾氣又相形見拙，顯得幼稚可笑；因此，等待它的只有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