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尉振興，1974年出生，赤峰市喀喇沁旗牛營子鎮(zhèn)人。1994年，我考入內蒙古農業(yè)大學讀書。1997年，即將畢業(yè)了，我選擇到北京一家飼料企業(yè)一邊實習一邊打工，準備闖出一片自己的新天地，也為家里減輕經濟上的負擔。
1998年5月的一天，正在北京的我突然感覺身體不適，腿上起了一些紅疹子，以為挺一挺會應付過去的?？蓻]有想到病來如山倒，我很快發(fā)燒住進了醫(yī)院，醫(yī)生診斷為過敏性紫癜，紫癜累及腎臟，我同時患上了腎病綜合癥。
從此，可怕的病魔纏上了我這個懷揣夢想還沒來得及飛翔的青年。為了節(jié)省費用，我從北京返回赤峰市治療，弟弟放棄學業(yè)為我陪床。中醫(yī)用過了，西醫(yī)用過了，聽說哪里有專治腎病的醫(yī)院，不管多遠，我都跑去治療。盡管我每天吞進嘴里各種藥片，做著各種努力，病情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就是得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如影隨形的病魔，不僅為我的家庭增添了的經濟負擔，也讓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正當我為此苦苦求索之時，我的一位學法輪功的遠房姑姑聽說我的情況后，特意來到我家向我推薦法輪功，勸我趕快學法輪功。她向我介紹說，法輪功能祛病健身，世間上的什么病都能治好，而且不用花錢。有病亂求醫(yī)的我便抱著試一試的心理，開始練上法輪功。姑姑陸續(xù)幫我買了一些有關法輪功的書籍和光盤，我一邊練功，一邊看《轉法輪》等書籍，還背誦法輪功“經文”，抄寫《轉法輪》，很快便對李洪志的“消業(yè)”理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經過一段時間有規(guī)律性鍛煉和飲食，我的體質比之前有所增強，病情也得到了一定的緩解。我把這些都歸功于修煉法輪功“消業(yè)”的結果，堅持認為是“師父”李洪志幫了我，并按著李洪志的觀點，人得病不是身體出了問題，而是因為你今世或前世做惡積攢了一種黑色物質“業(yè)力”，“修煉法輪功是‘消業(yè)’的唯一途徑，也是治病唯一有效的方式”，而“‘師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給你‘消業(yè)’”，“生病是‘業(yè)力’太重造成的，吃了藥就會將‘業(yè)力’壓回去”。所以我堅持不再去醫(yī)院檢查，不再吃藥打針治療了。
1999年7月，國家依法取締法輪功。雖然我周圍的好多練法輪功的功友都相繼放下了法輪功，可我思想上卻轉不過彎來，依舊堅持練功，而且對練功“消業(yè)”深信不疑，并對家人的阻止無動于衷，還認為他們是阻止我修煉的“魔”，動不動就對他們發(fā)脾氣。我修煉法輪功的事沒少讓父母因操心上火，特別是母親知道我相信法輪功的“消業(yè)”拒醫(yī)拒藥后，恨我不聽話經常生氣，加之長期對我的牽掛，身體狀況明顯下降，精神狀態(tài)也不如往常，整天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的，一籌莫展。但我仍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師父”對我的考驗，看我能不能放下“名、利、情”。
由于我頑固堅持法輪功“消業(yè)”論的立場，長期拒醫(yī)拒藥，我的病情漸漸加重，有幾次難受不行了，嘴里還念叨著“‘師父’不會不管我的，等‘業(yè)力’消了，病就一定會好”。我爸媽看我難受的樣子，與心不忍，更怕我出現危險，曾多次勸我住院檢查治療，我卻死活不依，還說：“‘師父’說過如果弟子住院治療，吃藥治病，就會把我們的修煉全都收回去。那樣我就前功盡棄了，我就會一直往下掉，最后誰也‘度’不了我。”
直到2000年6月，我出現了嚴重的尿毒癥并發(fā)癥，視力模糊，眼角出血，呼吸不暢，繼而昏倒在地。我被送進了市醫(yī)院的重癥監(jiān)護病房，生命走到了生死邊緣。
住院后，醫(yī)院根據我的病情，及時為我聯系了腎源，并做了換腎手術。我的換腎手術進行的非常順利，剛下手術臺，我的新腎就開始工作了，盡管術后的抗排異藥物昂貴得令人直咋舌，一個月需要1萬多元，但一家人還是看到了希望和曙光。據醫(yī)生說，我的病要是再晚一段時間治療，我的命就保不住了。
面對嚴酷的現實，我開始反思，我那么“精進”地練功，我的病為什么不好反而會加重呢？在鐵的事實面前我終于醒悟，這都是我相信“消業(yè)”造成的苦果，法輪功不但沒有治好我的病，還差點要了我的命。
【責任編輯：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