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郝嘉鳳，生于1939年2月，是北京大學環(huán)境學院的副教授。為了祛病健身練習法輪功，而后被《轉法輪》中的“真善忍”所迷惑，逐步走進了泥塘，從祛病健身者成為邪教組織所謂的骨干——北大分站負責人。我曾經親自參與了“4·25”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充當了李洪志和法輪功邪教組織的馬前卒。
1999年4月24日下午，李昌在葉浩家親自召集西城區(qū)、海淀區(qū)等輔導站負責人開會，通知4月25日到中南海西門府右街集合，反映天津情況，并要求通知到每個學員，說這是最后一次“圓滿”的考驗機會，人去的越多越好，但是不要說是通知的。會后，還通知我4月25日到姚潔家。
4月25日早上，我到了姚潔家，等了半個小時，一個學員（不記得名字）開了一輛小車把我接到她家，在府右街附近的一個公寓。這個學員夫妻倆都是練法輪功的，當天他們都去了府右街，把我一個人反鎖在他們家里。李昌交給我的任務是在這里等候電話，然后再把內容用電話轉告姚潔。期間我接了兩個電話，分別是西城區(qū)和宣武區(qū)輔導站負責人從府右街打過來的，內容相同，大意是中南海的工作人員從學員中任選了兩批代表進中南海反映情況，但這些人沒有說清楚聚集府右街的原因，要求派正式代表。我立即給姚潔家打電話，把情況告訴了姚潔、李昌，但他們說已經知道了。李昌、姚潔沒有告訴我為什么讓我獨自在一個學員家里的真實目的，當時我很不明白：府右街學員直接和姚潔家通話，我在這里傳話起什么作用啊？
1999年8月初中央電視臺揭露“4·25”真相時，用圖示說明當時有兩個指揮部，一個在月壇中學對面姚潔家，一個在府右街附近的一個宿舍樓，也就是我當時所在的地方?？赐觌娨暫笪腋苛耍蚁胍欢ㄊ钦沐e了。直到后來我才恍然大悟，當時我所在的宿舍是起到迷惑政府、保護真正的指揮部的作用。可見“4·25”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是事先精心策劃好的。
在那個學員家呆了約一個小時后，姚潔又把我接到了她家，通知我和另外四個人做正式代表，并把我們的基本情況做了書面記錄，準備交給中央領導人。其他的四個代表是：李昌，公安部老處長、高級工程師、研究會成員；王治文，某公司一般職員，也是研究會成員；劉樹人，國家體改委原研究所所長；第四個代表是解放軍總參謀部原政治部主任，名字記不得了。早上到姚潔家時并沒有跟我說當代表的事，但五個代表迅速被召集起來，顯然也是事先定好的。
上午10點半左右我們五名代表到了中南海西門，后被送到了西城區(qū)委會議室，北京市領導孟學農、李其然和兩辦信訪局的正副局長等人接見了我們。李昌、劉樹人、王治文三人分別發(fā)言，要求給法輪功合法環(huán)境、公開出版《轉法輪》等書籍。我和那個總參謀部的人也分別講述了自己和練功點的情況。在會上，北京市領導和信訪局長只是聽取了我們的意見，并沒有做任何表態(tài)。晚上八點半左右，李昌、王治文協(xié)助兩辦信訪局疏散了在府右街的學員，我們也各自回家了。
法輪功美其名曰“4·25”是“向中央反映情況”，可是反映情況需要上萬人從各地同時間聚集同一地方嗎？顯然，反映情況是假，向中央示威、施加壓力是真。法輪功口口聲聲這是一次練習者自發(fā)的上訪請愿活動，可事實上每一個到那里去的練習者都是被通知去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是事先精心設計好的。我和眾多的練習者只是充當了李洪志的棋子，成為了他政治野心的犧牲品。
【責任編輯：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