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訴是李洪志黔驢技窮的無奈之舉
法輪功起訴香港食物環(huán)境衛(wèi)生署的失敗，在常人看來，只是一場訴訟的失敗，但對李洪志來說，就是對其歪理邪說的諷刺。李洪志曾在《轉(zhuǎn)法輪》中說，“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這是沒有問題的。作為一個煉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為一個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來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來衡量了?！辈⑶依詈橹绢H為自得的“神通功能說”中鼓吹他有“四大功能”，又有無數(shù)“法身”什么都能管，言下之意，法輪功弟子出現(xiàn)問題他李大師就該來管，用“法身”來護佑，而不是常人法律來管。而法輪功弟子們真正遇到問題的時候，沒一個能等到“佛法”護身的，只能在“師父”的私下授意中訴諸法法律，而結(jié)果大多以訴訟失敗告終。不知道李大師面對這些濫訴結(jié)果時，是否會倉皇失措，甚至臉紅心跳？
——濫訴是李洪志賊喊捉賊的卑劣伎倆
在法輪功邪教組織被我國政府明令取締之前，法輪功對待不順耳的聲音和不順眼的人，采取的都是“聚眾圍攻”的方法，即用“大法弟子”的人多勢眾來威脅反對者，壓制反對言論，而沒有一例是訴諸法院由法官公平裁量的。而近年來，法輪功的“誣告濫訴”行為卻成為“時尚”，且大多是將法律與人權(quán)雜糅在一起混淆視聽，美其名曰維護“人權(quán)”、“信仰”，只要誰公開揭露法輪功，誰做了不利于法輪功發(fā)展壯大的事情，不管是國家、集體還是個人，大法弟子們都會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受害者”的角色與其對簿公堂。李大師這個大法“政策”的轉(zhuǎn)變，是因為他知道聚眾擾亂社會治安，不論在中國還是外國，都是為法律、政府和人民群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轉(zhuǎn)而要求弟子“修煉人要最大程度地符合常人社會的形式”。在李洪志的唆使下，“大法弟子”將原來熟諳的“圍攻”伎倆棄而不用，紛紛披上“知法守法用法良民”的偽裝，耍出“賊喊捉賊”的鬼把戲，搖身一變儼然法治社會的“守夜人”，想以此騙取不明真相民眾的同情和支持，法輪功的訴訟之風(fēng)便由此泛濫。
——濫訴是李洪志肆意炒作的必要手段
不管是香港移除未經(jīng)批準(zhǔn)而展示的法輪功橫額和展示板，還是臺灣清除法輪功廣告牌和宣傳品的行為，都對李洪志宏揚“大法”打擊沉重，讓其顏面盡失，暈頭轉(zhuǎn)向。但李大師深知，法輪功在國內(nèi)外的炒作和造勢活動是必須要有的，因為不炒作何以吸引眼球，獲得外媒支持；不炒作何以控制眾多弟子，聚籠財色；不炒作又怎能獲得國內(nèi)外反華勢力的信任，實現(xiàn)其惡意圖謀。其實濫訴行為本身也是一種另類炒作，因為法律反映的是國家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不管是香港、臺灣還是大陸，訴訟失敗了，法輪功分子不會反思其行為的違法性，定會惱羞成怒，使用顛倒黑白、栽贓誣蔑等卑劣手法進行惡毒攻擊，如將學(xué)員被抓誣蔑為“遭中共迫害”、“實際上是一個獨裁國家，假裝成民主法制國家”等等，這勢必引起連鎖反應(yīng)，為國內(nèi)外邪惡勢力提供反華斗爭的借口。這就是法輪功邪教的邪惡之處，即使是在某一濫訴行為上失敗了，并不表明它就因此而銷聲匿跡，或改變邪惡本性。他們還會變換其他方式，采用其他方法，甚至以邪造邪，以惡傳惡，最終實現(xiàn)其肆意炒作的目的。
李洪志縱有眾多濫訴的理由和方式，然而法律始終是公平公正的，所謂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隨著時間的流逝，法輪功的邪性逐漸為世人所熟知，法輪功組織借政治、人權(quán)等因素打法律牌的做法也必會為世人所唾棄，這也明白無誤地告訴“以身試法”的大法弟子，要想得到法律保護，必須遠離邪教、放棄邪性，回規(guī)正常生活。否則，法律的利劍隨時會讓其無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