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銷釋接續(xù)蓮宗寶卷》在講述呂尼西大乘教開法會時的情形時說:“普請二百四十蓮宗頭行,三百六十護桿領(lǐng)眾,來臨圣會,定派分宗。”“我不免的下生人間,落在陜西西安府王壽村呂宅投胎。后借凡身……立四十八房,渡四十八祖,立四十八個頭行。選八大總引,分六枝桿頭續(xù),共續(xù)六八四十八個頭行。”[1]僅此一個教派,就有如此復(fù)雜的組織體系,難免令人眼花繚亂。實際上,明清邪教確實是以三宗五派、九桿十八枝、九宮八卦等名目組織而成的。
一、三宗五派、九桿十八枝
明清邪教中,西大乘教、聞香教、圓頓教等教派的傳教組織有一套很有特色的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名稱,即三花五葉(或稱三宗五派)、九桿十八枝。聞香教、金丹道所奉《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xiāng)寶卷》簡稱《九蓮經(jīng)》,最早刊于弘治年間),其第十六品就以“三花)五氣”為品名。內(nèi)有:“老無為,坐玄關(guān),提名揀點。點三宗,何(和)五派,各認枝桿”,及“內(nèi)九宮,外八卦,三宗五派”,立九桿,十八枝,將法開通”之語。其第十四品“無為祖師明真品”云：
“星宿九九與天齊,皇泰交官斗星移。五盤四貴從安立,三宗五派定根基?！?
據(jù)現(xiàn)存史料來看,明中葉出現(xiàn)于京郊的呂尼西大乘教最早按“三宗五派”形式發(fā)展組織,由教主(即皇姑寺住持)統(tǒng)率若干“總引”,一個總引領(lǐng)導(dǎo)若干“房”,房是以地區(qū)劃分的,但不同于行政區(qū)劃,大概以教徒多寡、基層組織多寡來劃分的。如果一個地方教徒眾多,也可分一房二房三房。反之,“房”可能要跨村跨鄉(xiāng)。統(tǒng)率“房”的教頭稱“頭行”,一個總引一般領(lǐng)導(dǎo)六個頭行?？傄呛徒讨髦苯勇?lián)系的人。隨著教勢擴展、衰縮而增減。“房”以下稱“枝桿”,頭目叫“頭續(xù)”,頭續(xù)管若干個“領(lǐng)眾”,領(lǐng)眾相同于現(xiàn)代的小組長。這樣,各級教職的次序是:教主———總引———頭行———頭續(xù)———領(lǐng)眾———教徒。[2](P.219)聞香教的這套組織方式,雖不是王森首創(chuàng),但很具代表性。其組織功能在于在政治上(教主命令)、經(jīng)濟上(斂錢匯送教主)能上傳下達,伸展自如。岳和聲《餐微子集》記云,各級傳頭“斂積香錢,或絡(luò)繹貢送森家,口稱朝貢,或盛貯別所,以待森支用”,便是這一現(xiàn)象的生動描述,當(dāng)然,所收香錢雖一級一級匯送,但允許各級留下一小部分,起“以資鼓勵”的作用。
明末出現(xiàn)的圓頓教的組織,也稱三宗五派、這是因為創(chuàng)教祖師弓長入過西大乘和東大乘教的緣故。但他有所改良,稱紅梅三宗、紅梅五派、紅梅第幾枝等。每宗每派的頭領(lǐng)稱“頭行”,每位頭行領(lǐng)導(dǎo)八位師兄弟,稱“頭續(xù)”。他們分布的地方,則以八卦命名方位,這應(yīng)是受別的教門如金丹道內(nèi)九宮外八卦說的影響,其具體組織名稱是：紅梅三宗:頭宗天元子居乾元官、二宗明元子居都斗(坎宮)、三宗真元子居靈山宮。紅梅五派:頭派迎春子居青龍宮(震宮)、二派發(fā)春子居巽風(fēng)宮、三派宜春子居離火宮、四派景春子居圣地宮(坤宮)、五派收源子居金牛宮(兌宮)。
三宗五派之下,尚有九桿十八支。據(jù)《龍華經(jīng)》記載,圓頓教有頭行、領(lǐng)袖、開示、經(jīng)主、會頭、會主、領(lǐng)眾、走道、壇主、香頭等眾多的在教職稱。一般徒眾亦稱為失鄉(xiāng)。在聞香教中又稱為善友。在乾嘉年間甘肅流傳的悄悄會中,其組織系統(tǒng)基本是弓長圓頓教的延續(xù)。如石慈悄悄會案中,石慈起會時恐眾人不信,借經(jīng)內(nèi)有“三字合同、三宗、五派、頭行、失鄉(xiāng)”字句,編造合同暗號,并妄稱王化周為陳摶祖禮文宗,張?zhí)碜魹檎龣C祖量主宗,石明為悟道祖眾重宗,指為三宗。又令祁全必、李世運、石漢柱、張興、馬有寶為金、木、水、火、土五派師傅。其五派以下之頭人,名為頭行,頭行以下之散徒,稱為失鄉(xiāng)。王化周等共尊石慈為彌勒佛祖總師傅。[3]馬才成悄悄會則依石慈悄悄會模式稍稍變通。嘉慶七年,馬才成知石慈因經(jīng)內(nèi)有三字合同、三宗、五派、頭行、失鄉(xiāng)字句,編造合同、暗號,傳徒斂錢,馬才成便仿照傳徒,又因宗派等名目不便與石慈相同,致有混淆,隨改為“天然”、“迎春”、“玉春”三宗;又改石慈等“金木水火土”五派為“紅梅”、“首春”、“昌春”、“義春”、“迎春”五派;以下之“頭行”,改為“即發(fā)”;再下之“失鄉(xiāng)”改為“賢良”,遞相約束。[4]關(guān)于邪教中的九桿十八枝的組織,由于史料不全,難以洞見全貌,這里以紅陽教為例,略作敘述。嘉慶年間,直隸吳橋縣破獲一起紅陽教案,在教徒陳玉章家起獲抄本《飄高老祖臨風(fēng)目錄》,載有頭會臨清州高會主,二三四枝韋縣(應(yīng)即直隸威縣)蘇道人等,暨二三四輩韓允方等,續(xù)登張師傅,并有“通天乾元亨利貞枝臨城縣祁家莊高爺”等姓名。據(jù)劉和說,乾隆四十四年,因患病請同村已故素習(xí)弘陽教之尹成功醫(yī)治痊愈。
尹成功勸令入教,劉和允從,即拜尹成功為師。尹成功在日曾對他說起,紅陽教共是九干十八枝,自己系接“圣干金容玉花枝”,又名“海會頭”。[5]該教相傳十余輩,每輩分九桿十八枝,基層組織尚不在內(nèi),可見其組織之龐大。與三宗五派、九桿十八枝相近的還有“五盤四貴”之名。
乾隆年間,江西人吳子祥編造大乘大戒經(jīng)懺及齋單,并用盤裝果供神,名為齋盤,立有天、地、人、神、圣五等各色,取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之義,卻病延年;并以吃齋念經(jīng)期在超凡入圣,隨以圣盤為首,吳清遠供圣盤,何樊英之父何若供天盤,徐幗珍之父徐步瀛供地盤,蔣成士之師張連發(fā)供人盤,詹米才之母舅萬興兆供神盤。吳子祥則在五盤之上,統(tǒng)一指揮。雖然先后破案被獲的案犯并不承認有五盤教名目。但在官方檔案中仍然被稱作五盤教。[6]吳子祥創(chuàng)立五盤教,顯然是受到《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xiāng)寶卷》啟發(fā)的?！毒派徑?jīng)》多處提及“五盤”:“五盤四貴從安立,三宗五派定根基”,“老無為,明楊三會,收萬法各認宗支,各認宗支,同入五盤四貴”,“古云城,拜真天,得見收原,九宮八卦盡周全,五盤四貴同一體”。[7]“五盤”者,五會之謂。四貴也是指組織機構(gòu)。因此《九蓮經(jīng)》作者要求眾門徒既要各認宗支,在五盤四貴的組織體系中立定三宗五派根基,并要求各組織團結(jié)一體,完成弘揚龍華三會,萬法收緣的大業(yè),同赴云城,共證仙佛之道。
另有一種以五行組織的教派,與“五盤”類似。明清之際,無為教在福建流傳,明末閩縣鄭七、王寰所屬無為教一直延續(xù)到清初,還很活躍,《榕城紀聞》有一則消息:其教分金木水火土五股。……其法,有懺悔期,男女混處,聽主教者指揮,任其所欲。其所食糧,各處獻納,甚有傾家竭產(chǎn)以事之。疾于貢稅,富于朝廷,牢不可破。至是事露,通城攻之,教主責(zé)死于福州府堂。[8]
當(dāng)然,三宗五派、九桿十八枝、五盤四貴等,只是明清部分邪教組織的情況,而且是根據(jù)經(jīng)文敷衍,有些則是互相模仿,與邪教組織的實際情況不一定對得上號。聞香教組織就因時因地而異,并不止于分三宗五派,而是仿照黃天道二十四會。用了“會”的名稱,建立起大小不等的會,或四五百人,或二三千人,多寡不等。盡管如此,三宗五派、九干十八枝仍可視為聞香教、圓頓教等教派的基本組織形式。
二、八卦
以九宮八卦組織教派,在前引《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xiāng)寶卷》中即已出現(xiàn),但真正以八卦創(chuàng)教分派,則是清初創(chuàng)立的八卦教,這也是清代出現(xiàn)的最著名、影響最大的教派之一。八卦教本意即按乾卦、坎卦、艮卦、震卦、巽卦、離卦、坤卦、兌卦分派相傳。
在八卦教及其最大支派離卦教及一炷香教的內(nèi)部傳說中,有一個李亭玉創(chuàng)教神話,據(jù)《浩然綱鑒》稱,一炷香教教主董四海曾收下李亭玉等八大弟子,擬按內(nèi)九宮外八卦的思想組織教派,實際上他所傳八支只是徒有虛名。而相傳李亭玉的八大徒弟確是以八卦立教。即乾卦姬秀林、坎卦郭玉清、艮卦張哲光、震卦王濟世、巽卦陳義賢、離卦郜皇載、坤卦柳茅生、兌卦邱廉惠。李亭玉的八位徒弟有七人已難以查考,只離卦教確系郜姓,河南商丘人,名郜云龍。清代郜氏離卦教子孫破獲后都供稱其祖郜云龍是山東單縣八卦教倡始人劉佐臣的徒弟,不是李亭玉徒弟。原來劉佐臣初創(chuàng)教時不稱八卦教,稱“一炷香五葷道”,是董四海一炷香教張錫玉派下支流。一炷香教與八卦教初創(chuàng)時的關(guān)系比較復(fù)雜,這里不擬展開。
目前我們只知劉佐臣創(chuàng)立八卦教時,最初只有離、震、坎三卦,至乾隆時期劉儒漢掌教時期才大致成型,至劉省過掌教時才趨與完備。劉省過供稱:“伊曾祖劉佐臣興教時,伊尚未生長。止聞得伊祖劉儒漢傳教時,所收之徒分為八卦,每卦以一人為卦長,二人為左干、右支,以下俱為散徒。每卦各自收徒,所收之徒,各出銀錢送與卦長,卦長匯送與教主,多寡隨便。當(dāng)時因八卦不能齊全,有以一人而兼兩卦者,其從前卦長姓名久已物故,現(xiàn)在之人皆每卦中支派。”[9]
乾隆五十五年,震卦教徒劉照魁犯案,有關(guān)案犯的供詞為我們提供了當(dāng)時八卦教的具體組織情況。劉照魁供稱:“教內(nèi)定有八等名號,入教后遇有功行,先封為傳仕,由傳仕升為全仕,由全仕升為點火,以后流水、總流水、擋來真人、開路真人、指路真人,以次遞升。”因劉照魁在教內(nèi)“功行較大,徑封為東震至行開路真人?！盵10]
另一案犯王禮供稱:王中本系震卦教主,從教的人內(nèi),有給與“秋仕”、“麥仕”、“全仕”、“點火”等名號,秋仕是托生秀才，麥仕是托生舉人,全仕是托生進士,點火是專管出錢人的姓名，單子,用火燒了,使陰司記賬,因此叫做“點火”。[11]由于八卦教組織比較嚴密,往往成為一些有野心的人的起事工具。林清被捕后供稱:“我先前入教,原希圖斂錢,后來 因我會說話,眾人推我掌卦,就總領(lǐng)了八卦。那滑縣的李文成,除坎卦外,七卦俱是他領(lǐng)的,七卦內(nèi)有事,李文成須來報我,我又見攏的人多,就起意謀逆。”[12]
八卦教雖有八卦之名,但史料中較為常見的,以坎卦、震卦、離卦的傳播較為廣泛。其支派、變種甚多?？藏?、離卦教以“在理”二字為暗號,在理教似其支派。震卦教中,乾隆四十八年開州人郝成又稱震卦教為收元祖白陽會。離卦教之別名最多,有稱義和門,有稱如意離卦教義和門,有稱中央離卦教、中央圣道離卦教、中央戊己土圣道會、黃山教等等。
三、五行十地
道光年間,青蓮教在全國廣為傳播,尤以華中各省為甚。青蓮教是由吳子祥大乘教(即五盤教)發(fā)展演變而來的一個龐大的教門組織,分支甚多,對晚清邪教、會道門影響極大。其組織系統(tǒng)的特征即所謂“五行十地”,即以十八省為道家十方,以外五行與五德為十地大總,各認一方,十地大總又各分派其徒,共為一百零八盤,到處輾轉(zhuǎn)傳徒。
道光二十五年,武昌等府陸續(xù)破獲青蓮教案,逐漸揭開其內(nèi)幕。陳依精、安依成等供認,在四川傳教時會遇素習(xí)青蓮教之李一原即李依微、林依秘即林視官、葛依元即郭建汶,說起都在四川傳有徒弟,因所傳不多,恐在一處易于破案,大家商議分往各省傳教收徒、騙取銀錢,必須扶乩判出字派,方好傳習(xí)。隨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內(nèi),同到湖南善化縣地方,請江南人劉依道設(shè)壇扶乩,定下字派,是“元秘精微道法專真果成”十字,都用依字加首,名為“十依”。又定致溫、致良、致恭、致儉、致讓五名。因恐人多名字不敷,又添“克持”二字,共十七字派。又分出內(nèi)五行五人,專管乩壇;外五行五人,同五致字為十地,分往各省傳徒,都托乩筆扶出。[13]
陳依精等人還供出了青蓮教向全國發(fā)展組織的龐大計劃,這個計劃并不因為道光二十五年青蓮教案發(fā)而終結(jié),相反,這批派出去的骨干能量極大,以至其組織漸漸如蛛網(wǎng)密布,后來的先天道、一貫道、歸根道等著名會道門都是從這一系統(tǒng)演化的。并在組織結(jié)構(gòu)上多有模仿。
拿歸根道來說,其最高組織機構(gòu)為總堂,印譜稱祖堂。按人數(shù)多寡在各地分設(shè)支堂(佛壇),支堂下設(shè)若干大分堂,大分堂下設(shè)若干中分堂,中分堂下設(shè)若干小分堂,即家庭佛堂。歸根道各堂均有堂的名稱,大多設(shè)在當(dāng)?shù)厮聫R中,特別是觀音廟中,這是歸根道的一個特征。其內(nèi)部職級分:祖師、五行、十地、四八、頂航、保恩、引恩、證恩、天恩、執(zhí)事、眾生。[14]
四、輩分傳遞
明清邪教的傳承,其橫向關(guān)系有三宗五派、九桿十八枝、九宮八卦、五行十地等名目,其縱向關(guān)系基本是師徒父子相繼的,據(jù)此,許多邪教都形成了輩分制和家族傳教制。這里以龍華會和弘陽教為例,針對邪教組織中的輩分制略作敘述。
姚文宇無為教(又名龍華會)創(chuàng)立于明末,興盛一時。崇禎二年,為了“續(xù)靈山法派,接續(xù)人天”,姚文宇打算將其組織分為中左右三枝,每枝再分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和九代排列,以體現(xiàn)九九八十一之?dāng)?shù)。但還未實現(xiàn),由于應(yīng)繼南傳人普福、普記等叛教,三枝九代的設(shè)想無法安排。于是他作了些改變,仍設(shè)中左右三枝:中枝有七派,每派下由“禮義廉恥孝忠和”七枝相延續(xù),即第一輩是七個禮字,每個禮字名下引進七個義字,共要引進七七四十九個義字,就該引進三百四十三個廉字的了。法名無論前后輩總以“普”字取名,有一人止許引進七個人為止。左右支是以禮義廉恥孝序派,每人許引進五人。左右支的人在何處是不知道的。小的們是義字輩普祿到這里起首的,將有百年了。[15]按,因為其教中法名無論前后輩總以“普”字取名,故又名“一字教”。弘陽教主韓太湖創(chuàng)教不久即亡故,在他生前尚未為其組織定下九宮八卦、三花五葉(即三宗五派)一類名稱。各地教徒自行傳教,盡管如此,其輩分傳承在后來的一分清代檔案中有清晰的揭示。
嘉慶年間,官府在直隸吳橋縣破獲陳玉章傳習(xí)弘陽教案,陳玉章供詞中除了對弘陽教的九桿十八枝作了部分含混不清的交代外,還將弘陽教主的輩分傳遞徹底抖了出來：一輩,飄高老祖,前明隆慶四年曲周縣韓春坡。二輩,張光臨,又名張斗樓,巨鹿縣張家莊人。三輩,林紅陰,又名林光士,南宮縣人。四輩,劉姓,冀州人；五輩,郭姓,故城縣柞子上；六輩,邢姓,山東德州城北第八屯人；七輩,萬之正,故城縣萬家莊人；八輩,劉道名,德州西邊不知何處;九輩,左龍章,德州李凹莊人;十輩,劉大宿,德州香房劉家莊人;十一輩,尹成功,德州曾家庵人;十二輩,劉和,德州曹家庵人。[16]如果把陳玉章這一輩算上,自明萬歷年間韓太湖創(chuàng)教至清嘉慶間,弘陽教已經(jīng)先后傳遞兩朝十三代。后來弘陽教又屢遭清王朝鎮(zhèn)壓取締,卻仍然蔓延不絕。據(jù)李世瑜先生、宋軍博士研究,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天津、北京、河北一帶,仍有弘陽教的活動足跡,足見其生命力之頑強。[17]
五、其它類型
許多邪教流傳雖久,分布雖廣,但在其傳播過程中往往是各呈特色的,其組織形式也不例外。這里就對一些邪教組織有別于前述類型的情況作些介紹，山西汾陽境內(nèi)圓頓教的組織形式是“堂”,于明末由魏希林傳入,逐漸發(fā)展至山西、陜西兩省,遍布數(shù)十州縣,前后十輩。嘉慶二十二年,山西汾陽圓頓教祖堂及陜西圓頓教組織同時被破獲。據(jù)記載,陜西華州、渭南等處解枝征等人祖輩相沿習(xí)圓頓教已八、九代。解枝征供稱,其教起于前明,名曰四炷香,設(shè)有經(jīng)堂,供奉經(jīng)卷、佛像。自山西汾陽縣羅城村魏姓傳于山西曹姓,轉(zhuǎn)傳于解映雪。曹姓為其取名義法堂。解映雪轉(zhuǎn)傳李紀道遠祖李榮華,取名樂山堂。又傳陳文模即陳五之祖陳宏閻,取名金祖堂。又傳惠廷虔之祖惠澤民,取名旺里堂。又傳惠學(xué)信之祖惠亮宗取名四恩堂。又傳張晴霄之祖張玉全,取名復(fù)興堂。各傳經(jīng)卷,各自在家供佛,吃齋念經(jīng),名曰四炷香,相沿八、九代。山西魏姓俱呼為老魏大爺,曹姓呼為曹三老師傅,解映雪稱為解好爺。[18]其教每年四季各于義法堂、樂山堂、金祖堂、旺里堂、四恩堂、復(fù)興堂聚集作會,并于每年七月三日老教首魏希林生辰時,各堂教徒各攜香資赴堂趕會。各堂積得銀兩,即分派教徒前往山西汾陽魏姓祖堂解繳香金。
在道光年間破獲的直隸清河縣尹老須離卦教中。尹老須結(jié)會斂錢,自稱南陽佛,住屋名為飛龍寺,并創(chuàng)立大場、小場、朝考等組織名目,作為傳教、斂錢的網(wǎng)絡(luò)。[19]
云南張保太大乘教十分重視云南雞足山大乘教基地的建設(shè),著重建立以張氏家族為核心的傳教網(wǎng)絡(luò)。張保太還十分重視對京畿、直隸及長江中下游各省的傳教,早在雍正年間即委派貴州呂朱氏即呂齋婆,攜帶干兒葉相朝即王桂林進京,開荒辦道,并給予授記。乾隆三年,又續(xù)派其大弟子、四川的唐登芳到北京。同時,對長江中下游的湖廣、江西和江南,也陸續(xù)派人傳教,在江南變名為龍華會。
張保太大乘教組織在傳教授徒時,往往根據(jù)傳教師傅活動能力的大小和及斂獻銀錢的多寡,由張保太或其代理人封贈授記,發(fā)給一紙憑單、護照,以確定其在大乘教中地位的高低,其職位有:總統(tǒng)宮元佛、左中宮、右中宮,護道金剛、承中、上繞、下繞等等。
乾隆二十五年,四川合江發(fā)生宋朝倫無為教案。宋朝倫無為教在原張保太大乘教基礎(chǔ)上略加變通,收徒傳教,凡吃齋入教之人,或只給收錢字帖,或?qū)懡o授記,有承中、上繞、中繞、下繞等項名色。分別設(shè)立東西南北四首領(lǐng),稱為“四盤”,又謂“四金、四圣”。經(jīng)羅文仕認可,以宋朝倫掌東盤,王文選掌西盤,陳天位掌南盤,黎掌北盤,輾轉(zhuǎn)招人入教。[20]
在許多邪教組織中,模仿前朝或當(dāng)時政權(quán)的方式也頗為盛行。此舉方榮升收圓教為例。方榮升為其教定有五等執(zhí)儀,后又增為九品,最上者為批寶慶會,次為批寶法會,以下有加修二次、加修一次等名目。在方榮升密室起出箱內(nèi)有紅紙長經(jīng)折一個,面上橫書“白陽定品”及大字書寫的“圣旨”二字,后開列三宮六院及大將軍、大學(xué)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郡域、關(guān)□各官名,并品級、俸米數(shù)目,均未注明封授何人。其折后則開列教內(nèi)九品執(zhí)儀,于每名之下按品級分注。又于“批寶慶會”之前添寫“副理山河”之銜,注為一品。而每項下各注名數(shù),自一名至一千零六名。教徒李元興等供稱,此系方榮升所造封官制度,候舉事后,即按九品執(zhí)儀改授官職,其名數(shù)之多,曾聽方榮升說,將來傳教愈廣,即照如此數(shù)目分派。[21]方榮升收圓教尚未舉事即被破獲,但其計劃之龐大、周密卻不免令清王朝驚出一身冷汗。
各種邪教建立一套完整的組織機構(gòu),可以使教主的意志得到最大限度的貫徹,即所謂“欲興作則大工可刻期而成,欲財貨則千金可一呼而湊,一言傳一夕可以達千里,一令招指日可以集萬眾”。[22]從上面的簡單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明清邪教之泛濫,與其組織的發(fā)育完善有著極大的關(guān)系。
注 釋：
[1]《銷釋接續(xù)蓮宗寶卷》卷首、紅梅三枝品第十二。
[2]連立昌,秦寶琦.中國秘密社會(第二卷.10清卷)[M].譚松林主編:中國秘密社會[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錄副奏折”,嘉慶十年五月初五日陜西巡撫兼署陜甘總督方維甸奏折。
[4]“錄副奏折”,嘉慶十一年五月十二日陜甘總督倭什布奏折。
[5]“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折。
[6]“錄副奏折”,道光二年七月初十日江西巡撫先福奏折。
[7]《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還真鄉(xiāng)寶卷》無為祖師明真品第十四證表明宗品第十八、無為談道作歌品歌第二十一。
[8]《榕城紀聞》,《清史資料》第1輯,第9頁。
[9]“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山東按察使國泰奏折
[10]“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五日陜西巡撫秦承恩奏折。
[11]“錄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三山東巡撫惠玲奏折。
[12]“林清供詞”,載《故宮周刊》第202期。
[13]“錄副奏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裕泰奏折。
[14]陸仲偉：《歸根道調(diào)查研究》,臺灣《民間宗教》第3輯,1997年,第62頁。
[15]“錄副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提督浙江總兵官史弘蘊奏折。
[16]“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折。
[17]宋軍:《清代弘陽教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0年。
[18]“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陜西巡撫朱勛奏折。
[19]“錄副奏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曹振鏞等奏折。
[20]“宋朝倫供詞”“錄副奏折”,乾隆朝佚名奏折并附件。
[21]“朱批奏折”,嘉慶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兩江總督百齡奏折。
[22]岳和聲:《餐微子集》卷4,“王森舊招節(jié)略”。
(江蘇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