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對峙是指心理矯治過程中求助者與心理咨詢師之間由于存在著態(tài)度、思想及行為方面的一系列矛盾，求助者通過采取消極、不作為甚至過激的行為方式而與心理咨詢師形成的直接對抗。對峙作為阻力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在矯治初期十分常見。對峙一旦產(chǎn)生，會給矯治工作制造重重障礙。為成功實施矯治，心理咨詢師應及時有效地找準對峙原因，采用科學、合理的策略引導求助者逐步消減其對峙行為。
一、對峙的具體表現(xiàn)
一是沉默不語。這是對峙最常見的形式。求助者長期練功學法，深受邪教歪理邪說毒害，精神被牢牢控制，已習慣于不與身邊的“常人”作交流和溝通。沉默時，求助者不僅表現(xiàn)為寡言少語，不作交流，還會伴隨一些生理和心理反應，譬如心跳加速，情緒緊張，眼神飄忽，表情默然等。鄒紅英，女，1975年7月出生，西南交大峨眉校區(qū)教師，曾頑固堅持法輪功歪理邪說，多次因散發(fā)法輪功反宣資料受到治安處罰，2008年在心理矯治中心初期，對峙行為嚴重。兩個多月后徹底放棄法輪功，脫離邪教。筆者與鄒紅英初次交談時，鄒表情麻木，眼神呆滯，面朝墻壁，心不在焉，被動回答問題，明顯表現(xiàn)為不愿搭理。
二是制造混亂。指心理咨詢師提出問題或了解情況時，求助者并不“就事論事”地直接回答，而是懂裝不懂，故意撇開主要問題，東拉西扯，甚至將咨詢現(xiàn)場作為“講真相”的最佳時機，大肆宣講歪理邪說和所謂“神跡”，故意制造一種混亂。筆者在與鄒紅英的多次交談中發(fā)現(xiàn)，鄒經(jīng)常不正面回答問題而漫無邊際地提出問題，掌握交談主導權(quán)的意圖非常明顯；了解對方歷史知識儲備弱項后專找刁鉆的歷史問題發(fā)問，使對方很難作答，難于說清，疲于應付，處于被動；借機大肆鼓吹李洪志和法輪功，千方百計讓對方無法插話。
三是直接對抗。指求助者選擇敵對方式或其它極端行為與心理咨詢師直接對立，不聽任何勸導，以強硬態(tài)度拒絕接受幫助。當求助者認為對方所說的話語是在對其指責或詆毀誣蔑“師父”時，求助者就會極力反駁，并表現(xiàn)出明顯的對立、對抗情緒。當筆者談到鄒紅英因散發(fā)反宣品多次被處罰時，鄒立即打斷談話，大聲作自我辯護，且情緒激動、聲音顫抖、態(tài)度強硬，攻擊行為明顯。當待其平靜后再次談話指出法輪功是邪教時，鄒隨即拒絕交談，起身表示不愿與筆者再作交流。
二、對峙的產(chǎn)生原因
一是“常人說”使求助者不屑與他人交流。李洪志宣揚的“常人說”和“修煉者是走在神路上的人”等邪說，將“修煉者”與“常人”對立起來，使求助者產(chǎn)生一種優(yōu)越感和小有成就的滿足感，從而迎合了其自我肯定的心理需求。一旦求助者將此歪理邪說內(nèi)化為自身堅定信念，其潛意識中就會存在排外情緒，很難改變。因此，矯治中求助者會將心理咨詢師當作“常人”而不屑共同交流，產(chǎn)生強烈對峙。當鄒紅英津津樂道法輪功的歪理邪說時，鄒即以“法輪大法是高層次的法理”作炫耀；當鄒被駁得體無完膚，應當啞口無言時，她即以“這是你們常人社會的理”作搪塞；當被指為邪教受害者時，鄒在詭辯同時反而充滿自豪感，其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可見一斑。
二是“法身說”使求助者不敢配合他人?！胺ㄉ碚f”是李洪志對弟子實施精神控制的有效手段之一。李洪志大肆吹噓自己有無數(shù)個“法身”，將弟子隨時隨地置于其“法身”的監(jiān)督控制之下，弟子為了練功“上層次”，免遭“師父”懲罰，不得不對李教主俯首貼耳，頂禮膜拜，乞憐搖尾，絕對順從。這樣就強化了李洪志對弟子的絕對控制，給弟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矯治中求助者會在矯治初期表現(xiàn)出對李洪志的絕對忠誠，不敢有任何動搖，不愿配合或不敢配合矯治工作。筆者在矯治過程中發(fā)現(xiàn)鄒紅英十分相信李洪志的“法身”無處不在，對“法身”有一種恐懼感，思想認識受到嚴重禁錮，說話做事都十分小心謹慎，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自己有做錯的地方或說錯的話語。
三是“圓滿說”使求助者對學法練功樂此不疲。李洪志拋出的“圓滿說”，為弟子描繪了一個奇妙絢麗、令人神往的天國世界，弟子要實現(xiàn)“圓滿”，必須要服從師父“學法、練功、講真相”的安排。法輪功被取締的十多年來，仍舊堅持的弟子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挫折，付出了一定代價，現(xiàn)在回頭將會一無所獲。很多弟子都懷著一種賭徒心理，想著自己的太多付出，揣測“師父”承諾的“圓滿”就在前方，于是孤注一擲、心存僥幸，希望早日“白日飛升”到那個令人神往、虛幻的天國世界。在與鄒紅英的交談中她流露出，一是對“天國世界”的無比向往；二是認為“圓滿”只是臨門一腳之事了，現(xiàn)在放棄會后悔終生；三是已為法輪功付出太多，很難面對放棄后的一無所有，很難接受“竹籃打水一場空”后的悲慘現(xiàn)實。
三、對峙的消減策略
對峙會導致矯治關(guān)系失衡，引發(fā)巨大的矯治阻力，消減對峙是推進矯治工作的必要前提。
——高級精準共情。這里講的共情是指心理咨詢師站在求助者的角度，體驗其精神世界，就像看自己一樣去看求助者的精神世界一樣的一種能力。高級精準共情要求心理咨詢師必須在感知對峙即將產(chǎn)生前，對求助者保持高度敏感，能夠提前進入其內(nèi)心世界，真切感受其練功學法的心路歷程，與其產(chǎn)生情感上的共鳴，其目的在于讓心理咨詢師和求助者之間構(gòu)建一種良好的信任關(guān)系，搭建溝通平臺，使求助者戒備心理得到有效削弱。交流中，心理咨詢師應抱一顆平常心正確對待對峙，不失時機地通過言語或非言語方式向求助者傳達積極信號，表現(xiàn)出真誠和尊重，以拉近彼此間的情感距離。在與鄒紅英溝通前，筆者事先了解到鄒對兩歲半的女兒十分牽掛，對鄒母含辛茹苦將其培養(yǎng)成人心存感激。溝通時，筆者首先從如何關(guān)心教育好子女話題入手，表示十分理解鄒對女兒的牽掛心情，探討怎樣做一個合格的父母，怎樣為了子女的健康成長當好第一任老師。得知鄒對其母身體健康十分擔心，溝通后，筆者從網(wǎng)上查找下載鄒母疾病相關(guān)資料，并專門咨詢醫(yī)生，將查找到的資料給她，告訴她咨詢情況，鄒對此十分感謝，矯治中的對峙情緒也有所削弱。
——精確歸因分析。這里講的精確歸因分析是指心理咨詢師對求助者的練功動機、癡迷癥結(jié)、受益程度和性格、人格、接受矯治心態(tài)及信奉的邪教歪理邪說內(nèi)容等綜合情況進行全面準確分析判斷，幫助求助者對自我或周圍環(huán)境做出有用或有價值的判斷和評估，用更加理性、科學的眼光或思維來評估或判斷自己，從而增強其對自身的正確了解，強化其內(nèi)在認同感，進而有效消減對峙。鄒紅英因身體健康原因接觸法輪功后，隨著長時間的練功學法，自我感覺身體疾病有了好轉(zhuǎn)，于是對李洪志深信不疑。《轉(zhuǎn)法輪》中關(guān)于生老病死的“真理”給鄒曾有的對死亡的恐懼給予了解脫，進一步強化了鄒從小對神靈的向往。由于深信法輪功的“消業(yè)說”、“法身說”、“圓滿說”，使鄒心里只有法輪功。對因自己堅持法輪功導致家庭破裂而帶給女兒的傷害，鄒認為自己圓滿后會給女兒以補償。從未受過挫折的簡單人生閱歷，也使鄒因失去明辨是非能力而盲目自信，一意孤行認死理。熟悉這些情況后，筆者與鄒一起學習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知識及《道德經(jīng)》，引導其客觀理性地分析和看待社會現(xiàn)象，共同探討怎樣的人才是好人和怎樣才是做好人，并將《轉(zhuǎn)法輪》中的矛盾之處作對比分析，進而結(jié)合李洪志的所作所為揭露法輪功的邪惡之處。思想認識上的逐步“解結(jié)”，使鄒紅英在矯治中的對峙進一步削弱，并逐漸配合矯治工作。
——還原真實自我。對峙現(xiàn)象背后的實質(zhì)是求助者將“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相混淆甚至等同，矯治時心理咨詢師應逐步引導求助者認清自我，并認同真實自我?？刹捎猛ㄋ滓锥姆绞较蚱渲v明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的區(qū)別，并列舉現(xiàn)實社會中混淆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而遭受悲慘境遇的實例，啟發(fā)求助者對自我進行深入思考。求助者在深思的過程中可能還會伴隨一定程度的對峙，心理咨詢師應理性審視，靈活應對，給予其一定時間（不宜過長）讓其獨自沉思，并及時跟進引導，促使其清醒看待自我，順利回歸現(xiàn)實生活。矯治工作后期，筆者與鄒紅英探討最多的話題是如何把握好個人的“角色定位”，長時間地耐心引導鄒認識到：為人女，就該孝順好母親；為人妻，就該呵護好家庭；為人母，就該為女兒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環(huán)境；為人師，就該為學生作好榜樣示范；為單位員工，就該牢記學校規(guī)章制度；為社會公民，就該遵守國家法律法規(guī)。而“孝順”、“呵護”、“營造環(huán)境”、“榜樣示范”、“牢記”、“遵守”等要求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體現(xiàn)在每天每時的個人具體言行之中，每一方面都要求我們能做到正確處理。具體對法輪功邪教的態(tài)度上，引導鄒思考自己應該怎樣做、不該怎樣做，為什么現(xiàn)在做法錯誤、錯在哪里。通過筆者的循序善誘、交心談心，更通過鄒紅英個人的獨立思考、深入理解，鄒最終認識到法輪功的邪教本質(zhì)和李洪志的騙人伎倆。最后，鄒紅英嚎啕大哭了半個小時。筆者理解，在鄒紅英的哭聲中，既有對以前參與法輪功的悔悟，更有對未來生活的堅定信心。（作者系樂山師范學院教育心理專業(y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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