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屢禁不止，花樣迭出，貽害甚多。然中國邪教緣何而出，與民眾宗教信仰基礎(chǔ)有什么關(guān)系？中國邪教與外國邪教有何異同？筆者有自己的看法，但因?qū)W養(yǎng)不逮，只得草成疑問，供同志們參考和批評。
中國有沒有宗教？有沒有如西方人那樣普遍而深入的宗教信仰？這倒成了一個頗難回答的問題。人道“儒、佛、道”三教并存，亦云西方各宗教門派自清以來大量涌入，至今也可見教堂之類，緣何尚存疑問。我認為，說中國沒有宗教信仰，是相對于西方而言的。中國缺少真正意義上的教徒，因此缺少宗教存在和發(fā)展的社會土壤。魯迅批評中國人“好像很少堅信什么。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杰，卻不肯為他做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戰(zhàn)士，明天信丁?！彼栽趪鈿v史上發(fā)生過的“宗教的戰(zhàn)爭是向來沒有的”（《且介亭雜文·命運》）。他這一段關(guān)于宗教的話，可以算是對中國人信仰的一個概括性的評論。
一是歷史上，中國宗教被封建統(tǒng)治者利用和改造，所謂宗教幾乎成了他們統(tǒng)治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鎖。以今天我們“弘揚傳統(tǒng)文化”時必不可少說的儒家學說，自孔孟而后，經(jīng)董仲舒、程顥、程頤和朱熹一番演繹和改造，全成為教育人們服從封建統(tǒng)治的理論體系，而且體系越來越細致和全面，歷朝歷代尊孔祭孔之風愈演愈烈，直至“五四”喚出“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批林批孔”，也僅從表皮上傷及?？鬃訉W說本不過是復辟“周禮”，他用心裝點過“周禮”并四處游說，但一生得不到賞識。孟子的待遇略好，被齊王奉為座上賓，但其理論也沒有被采納多少。及至漢代董仲舒將其整理，并開始演變?yōu)榻y(tǒng)治階級加強臣服百姓的思想體系，到二程及朱熹，則更為細致周密?？蓱z一部孔子師生的言論集《論語》，演繹出那么多的《四書五經(jīng)》，且《四書五經(jīng)》作者多不可考。任何細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其中摻雜了多少水分，其“原汁原味”究竟有多少？什么儒教，說穿了就是歷代統(tǒng)治階級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教你“格物致知”、“修齊治平”，實則讓你終身“修身”，頂多“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那是統(tǒng)治者們的特權(quán)了，與你普通的“仕”和勞動者無干。其實一句勸慰天下士人的話早已說破其中的奧秘：“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老百姓是只能“獨善其身”的，任你讀多少書有多少理想，入不了科舉的“陽光大道”，而只能在家里兀自“修身”、“齊家”。作為宗教，儒教既沒有解決生死問題，也沒有說明未來“理想國”的所在，從教義和宗教體系上而言，這都是不完善的。這種宗教比及基督教來本身就具備不完善性。
再說佛教。佛教典籍之豐富為所有宗教之首，但由印度東來后，亦多演變。無論“大乘”、“小乘”還是“黃教”，雖然有了“黃金國”式的西方樂土，但中國人似乎并不篤信（這一點文后言及），多的是把佛教演變?yōu)榘萜兴_，而且是“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者居多。好端端一個宗教，除了信徒而外，到廣大民眾就變樣了，變得通俗化和現(xiàn)實化了。
至于道教，除了做法事和算命而外，真正精研《道德經(jīng)》和《周易》者甚少，其民眾基礎(chǔ)更加薄弱。
故此，儒、佛、道三家并無穩(wěn)定和深厚的社會基礎(chǔ)，而后隨帝國主義殖民政策而來的洋教也未成氣候。所以，我認為中國大地上，實質(zhì)上并沒有如西方基督教那樣的宗教和那樣信奉宗教的社會基礎(chǔ)，自古以來莫不如此。
二是宗教世俗化導致了宗教自身的矛盾和荒謬，減低了宗教“科學性”和合理性。馬克思在論述宗教的合理性時指出，宗教里的苦難是實現(xiàn)人生苦難的反映，是被壓迫人民的叫喚。宗教（沈雪）在西方一直列入哲學的范疇，許多研究工作實質(zhì)上上升到了“維護社會安全”、“穩(wěn)定人心”的層面，其內(nèi)在理論的科學性是十分明顯的。讓我們來看看在中國最具影響地位的儒教吧。由大家將其要旨概括為“內(nèi)圣外王”，即求得個人內(nèi)在的“圣”方可達到外在的“王”，這里有一個極其荒唐的論言：中國人歷來倡導“有德者王”，意在號召人們不懈地追求“德”、“仁”這些符合統(tǒng)治要求的精神范疇，但反推過來即“王”者肯定最有“德”。最高統(tǒng)治者通過這樣的理論就自然成了全民道德的楷模，進而從道德上有了統(tǒng)治人民的理由。試問封建王朝有多少流血殺戮和宮廷政變？那里面幾曾體現(xiàn)過“德”和“仁”的色彩？這些根本經(jīng)不起推敲的東西，卻被一代代自欺欺人地世襲下來，居然就成了“教”，正是封建統(tǒng)治者政教合一式的統(tǒng)治模式所造就的“文治武功”了?！敖y(tǒng)治階級的思想是一個社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語），中國的老百姓便上行下效起來。一部好好的佛教，全變成了保佑人們實現(xiàn)現(xiàn)實欲望的菩薩，哪怕連基本教義也不懂的老百姓，也知道去求求“大慈大悲觀世音”，也不去想這個觀世音菩薩原來在印度佛教中本是男身。人們千百年來，只留下了生存的欲念而逐漸放下了信仰，在信仰外殼下只留下對現(xiàn)實的獲得的沖動，去菩薩那里只是祈求保佑而已。至于信“道”，干脆就只是請求“預測”一下兇吉，然后好“規(guī)避”，或者再到佛教菩薩那里去尋求保佑了。中國有“仕”人階層，即使是知識分子，但都是“練就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官僚和準官僚們，一生假意地“修”，甚至假意地“隱”，心中卻只有“黃金屋”、“顏如玉”和“千鐘粟”。曲也罷，直也罷，幾千年來文人的人生目標就從沒有改變過。明乎此，宗教被普遍地歪曲就不難理解了。
三是我們對宗教信仰也有過誤導。許多年來，我們一直把“宗教迷信”混為一談，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才重新認識、重視宗教，使人民群眾在宗教問題上更加缺乏了解也更加容易被誤導。邪教多以“基督教”和“佛教”的面目示人，試想，如果有更多真正理解基督教和佛教教義的人，哪里可能會出現(xiàn)打著真正宗教旗號惑眾的邪教呢？我們黨和政府一直尊重真正的宗教信仰，惜乎真正的宗教太少，真正的宗教徒太少，也就使“法輪功”、“主神教”之類有空子可鉆。其實，上溯數(shù)千年，歷代統(tǒng)治階級除了求“長生不老術(shù)”和愚民兩個方面利用過宗教，從未認真地研究過倡導什么信仰，所謂中國式的“政教合一”，只是完成封建統(tǒng)治的一個幌子而已。所以，宗教在中國民間并無什么深厚的社會基礎(chǔ)，自皇帝而下除職業(yè)信徒外并沒有真正的信仰存在，似此狀況，再加以自清末以來一系列對“禮教”的批判、對歷史傳統(tǒng)的否定達到良莠不分的程度。如此，國人的信仰就只剩下了對金錢、權(quán)力和女色這些現(xiàn)實而直接的存在頂禮膜拜了。改革開放以來，國門大開，缺乏信仰基礎(chǔ)的國人對金錢等的現(xiàn)實追求更為直接和強烈，“信念”這片區(qū)域更顯荒蕪。人作為萬物之靈，精神豐富可為世界之最，但是當我們反對這個批判那個的時候，較少考慮給人們的精神世界輸入些什么。而當社會的主流聲音減弱以致衰減后，“法輪功”等邪教則以正當宗教的名義進入了人們的精神視野，并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接受。應當說，在關(guān)于宗教信仰方面，是符合封建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需要的假宗教體系，而自譚嗣同始的“革命者”則著重破壞舊有的封建宗教體系，對建設(shè)和確立新的信仰并無多大建樹。中國共產(chǎn)黨人確立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以致為共產(chǎn)黨人所堅持，但由于復雜的社會原因，社會上出現(xiàn)了部分信仰動搖的人，進而影響到對這一信仰的堅持和進一步深入人心。毋庸諱言的是，這給了邪教的制造和傳播以可乘之機。
邪教騙人，自古以然。但中西古今不同。結(jié)合今天反邪教斗爭的現(xiàn)實需要，我們不妨進行一個簡單的比較：
古代的某些邪教利用人民對統(tǒng)治者的不滿，借宗教之名發(fā)動群眾進行反對封建統(tǒng)治的斗爭，甚至也起到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其主要目的是顛覆封建統(tǒng)治，形成反對力量。今天的邪教多以騙財騙色為主，“奉獻金”和“蒙召”現(xiàn)象幾乎出現(xiàn)在所有邪教中，自稱“救世主”的李洪志販賣給信徒的“著作”和光碟量大價高，實質(zhì)上也成了斂財?shù)氖侄沃弧?br>
西方的邪教徒往往采用暴力等手段制造社會恐怖，我們今天的邪教則多以蠱惑愚眾自殘聳人聽聞。這與東西方邪教的“教義”不同有關(guān)，西方邪教重在追求“理想”，東方邪教則注重“升天”或“轉(zhuǎn)世”。西方邪教更注重今生，東方邪教則夸大來世。在這樣的“教義”背景下，西方邪教的暴力傾向更加明顯，東方邪教對人民生活和生產(chǎn)的破壞更多，進而形成和西方邪教本質(zhì)上相同的反社會、反人類的性質(zhì)。
一如前述，宗教社會基礎(chǔ)的薄弱、國民對宗教教義的無知是邪教得以大行其道招搖撞騙的原因。我國邪教的現(xiàn)階段騙人多以騙財騙色為主，也同樣在其骨干分子中以財色相誘，這一特點也與宗教基礎(chǔ)薄弱有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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