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張大千曾兩次來到紙鄉(xiāng)，與槽戶共同改造夾江紙，研制“蜀箋”、“大風堂”而青史留名。張大千與夾江究竟有何淵源？夾江書畫紙為何又以“大千書畫紙”來命名？讓我們共同探訪千年竹紙之鄉(xiāng)四川省夾江縣，尋找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
夾江書畫紙的歷史
據考證，夾江書畫紙起源唐朝天寶年間，興于宋而盛于明清，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的歷史。清朝康熙乾隆時期被欽定為宮廷用紙和科舉考試中的“進士卷”的專門用紙，稱為“文闈卷紙”。夾江書畫紙一直沿用的是漢代蔡倫造紙術的傳統(tǒng)竹紙技藝，2008年（2006年）被列入國家非物資文化遺產。
探尋上乘書畫紙
“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后，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國土淪陷，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緊隨而至的200多家通訊社、出版社、報刊、38所高等院校及大批文化學者的到來，使四川成為抗日的大后方。大量的紙張需求使夾江紙業(yè)成為文化抗戰(zhàn)的重要力量。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張大千先生當時困居北平，后輾轉隱居四川青城山上清宮，收徒作畫。當時隨身所帶的宣紙已用完，這時整個國家大部分地方已經淪陷，四川也沒得宣紙供應。張大千到成都找“詩婢家”老板鄭伯英幫忙想辦法。鄭老板推薦夾江的連四紙，但張大千用后感覺不太滿意，決定到夾江探尋上乘之紙。
新版國畫紙問世
張大千從成都來到夾江，在石子清紙行并沒有找到滿意的畫紙，當天在夾江仁和客棧住了下來，決定到槽戶家里親自開發(fā)畫紙。后來，張大千在石子清家住下，并與石國良交為朋友，共同研究改進夾江紙，當時的夾江紙全部用純竹漿料來生產，張大千同槽戶石國良商量，在竹漿中加入一些桑樹皮、棉、麻纖維材料，以增強紙的拉力，在紙漿中配入一定比例的白礬、松香，以增強紙的抗水性和潔白度。經過多次試驗、試寫、試畫，新一代夾江國畫紙便問世了。張大千根據繪畫的需要，親自定下了紙張的大小規(guī)格：四尺乘二尺、五尺乘二尺五寸；親自設計了寬紋紙竹簾；在紙的兩端做上云紋花邊和“大風堂造”暗記。經過此番改進，夾江書畫紙拉力增強，可承重筆，潔白細膩，浸潤性好，宜書宜畫，堪與安徽宣紙媲美。
紙魚換活魚
張大千游遍夾江風景名勝，尤對千佛巖的唐代摩崖造像流連忘返。一天，他又來臨摹佛像，不知不覺中已是傍晚，感到肌腸轆轆，一摸身上銀兩忘帶了。大千先生靈機一動，鋪開畫紙，取出煙墨，就著江水，刷刷刷幾筆便畫了一條鮮活的鯉魚，然后便朝江邊走去。正好遇見幾個漁夫，便用他畫的紙魚換活魚。漁夫看了看紙魚，說：先生別開玩笑了，你一張紙魚值多少錢？我一條活魚值多少錢？看你也不像一般人，干脆就到我家和我們一起吃頓飯吧。大千先生到漁夫家里，與漁夫們吃了江水煮江魚。臨走時讓漁夫進城找云吟三房裝裱鋪的徐老板，用畫換20塊大洋，順便買些酒菜，晚上他還來吃飯。第二天，漁夫把紙魚拿到裱褙鋪，找到徐老板提出要換20個大洋，徐老板問明畫的來歷，確認是張大千所畫，便拿出20塊大洋給漁夫，說：今后只要是這個大胡子先生的畫，盡管給他拿來，價錢好說。
“大千書畫紙”之得名
抗戰(zhàn)期間，張大千用“大風堂紙”畫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上百件作品，并在成都舉辦了大型畫展。經大千先生改良的造紙技藝迅速被5000多槽戶采用，年產量達8000余噸，使夾江書畫紙產生了質的飛躍。這些書畫紙被一車一車地運出夾江，為全國書畫家們使用，被視為“上乘文化用品”。同時，還廣泛用作報刊新聞、出版用紙，為中國的文化抗戰(zhàn)作出了重大貢獻。1941年春天，張大千二度來到石子清家。在這里，他同石國良一起對“大風堂”紙進一步改進，還研制了蜀箋。不久，他帶著夾江生產的書畫紙去到甘肅敦煌，率領他的畫友、學生、弟子，對敦煌的古代壁畫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臨摹。1944年，這批藝術品先后在成都、重慶展出，轟動一時。1983年4月，張大千先生在臺北逝世。為了紀念大千先生為夾江紙做出的貢獻，夾江縣人民政府把夾江優(yōu)質書畫紙命名為“大千書畫紙”。
【尾聲】張大千與夾江紙的這段歷史淵源,誕生了大千書畫紙，不僅成就了一位偉大的中國書畫家，也為夾江書畫紙的傳承與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更為中國文化抗戰(zhàn)的勝利貢獻出了巨大的力量。
